最近几年，作为国家科学智库平台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智库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正推动“智库”这一因应了国家发展大势的新方向从科学化向学科化迈进。这其实是中国科学院体系的责任——把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呈现给一个新兴的学科方向。作为智库，我们当然期待它能够提供足够稳定和科学理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正如当年伟大的冯-诺依曼和约翰-纳什把人与人之间的斗心眼这么不稳定的东西变成博弈论这种有严谨数学基础的新学科一样。 

 上周，我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讲的《智库双螺旋法导论》在雁栖湖校区开课了，这是在国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的智库理论与方法系作为组织方推出的2023年秋季学期的新课。

 作为第一节课的导入，我跟大家聊到了人此一生（或者人生的任何时段）都会承担的两个角色：一个当然是充任别人（机构组织）的智库，另外一个角色则是寻求智库帮助的角色——人生的诸多困扰在几乎每一代人里面都要重复一次。而所问，除了涉及到个人的前途事业、情感婚姻、志愿选择之外，还可能涉及到更大的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矛盾冲突、国家命运等问题，总想从比自己阅历丰富的前辈友人那里获得答案，或至少一个启示。

 志愿选择是今天来上课的同学们都已经结束过的一件大事儿，大家都选择了中国科学院，不管是国科大还是各研究院所，应该说都还是做了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是，第一次选择之后接下来就是更多的选择，比如第一学年的选课，后续的选择主攻的科研方向，都是一个抉择接着下一个抉择。我注意到今天听课的同学里有工程科学和纳米技术，为什么也来选修智库课程呢？同学们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我作为老师给出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每一代最优秀的科学家都天然地承担了自己这一学科领域的智库角色，不那么优秀的学者大概实现自己糊口的目标大约就可以了，至于说到智库这个身份嘛，就不一定充任喽。事实上，那些顶尖的学者都要不断在不同的阶段说服别人（包括掌握资源的人和公众），每一个学科都需要让把握着资源的领导认可自己这个方向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去蔑视任何一个学科，则每一个方向都是重要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投入到科学技术研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先哪个后哪个也要进行选择。如果一个科学家/学者能够让领导人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学科方向更需要支持，那么，就可能被优先选中。随后，即便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国家都要接续投入下去，否则前面的投入就要打水漂了。

 作为学生当然也需要自己层面的智库，大家都会询问过来人，所询问的对象或者是教授们，或者是师兄师姐们。

 我就听说过大家选课的时候基本都会问“哪门课作业少又容易拿学分呢”，“哪个老师上课好玩又能学到东西呢？”甚或“哪门课程里漂亮的女同学最多呢？”都会成为大家选择课程的理由。

 以上的选择自然都只是对于个人是有价值的，但是总有一些选择是对于国计民生很关键的，比如钱学森先生当年选择了导弹作为国家的研发重点方向，当时的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是运载投送武器的飞机。在当年研究力量经济实力有限的环境下，做这个选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钱学森先生选择了导弹，其中一个原因说来也有幽默感，那就是导弹扔出去不必收回，技术难度立刻就有一个巨大的降低，做起来也就容易得多。

 而另外一个华罗庚先生所做的事情也是先说服领导，然后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管理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如果没有前端的说服，则推广将举步维艰。这就是著名的“优选法统筹法”（简称双法）。这两种方法的应用推广几乎遍及了全国各省市区，甚至连西藏都“擦了个边”（华罗庚先生的弟子计雷研究员语）。

 要知道，那是文革时期，看着历史资料里面1960-70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推广“双法”，我都有点错愕的感觉——任何时代总有精英人物在做着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价值的事啊。而所以如此，当然是主导的科学家能够说服领导支持此事。 

 而如何能使智库报告/建议是稳定的，而不是面对同一个问题，老王出一个主意老李却恰恰背道而驰，这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不好解决的难题。但是，历史上的智库们也确实曾经达成过一致，那么到了今天，科学更加昌明，在智库研究上更应该建立起能够达成一致性或者稳定性目标的方法。

 我们很多人对《大秦帝国》这部由历史学教授孙皓晖写的多卷本有概念，其实，大秦之所以能够能在列强之中最终赢得胜利统一中国，从秦穆公开始用五张羊皮换回百里奚就已经充分重视既是智库又能高效行政的各位大家了。后面不管是商鞅、公孙衍还是魏冉，从范雎到张仪，再到后面的李斯，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应该是范雎的“远交近攻”，以及张仪的“连横”。小说里写到苏秦其实也曾经为秦国出过智库建议，核心部分也一样是“连横”。也就是说，同为鬼谷子弟子的苏秦和张仪其实在智库建议的原则和途径方面是达成了一致的。 

 苏秦张仪们的判断基于自己对现状和趋势的认知和大体已有的智库理论（尽管当时没有这么叫，而是用纵横术来代指），这一点特别关键。我们从今天的智库理论和方法出发，也可以将他们对秦国和周边邻国的基本情况的判断（从数据到信息），以及准备选择的策略（研判）到最终采取的具体措施（方案）说成是完整地采用了DIIS（data-information-intelligence-solution）的过程逻辑，而这也正是双螺旋法的提出者潘教峰研究员最初给出的智库逻辑维。

 《隆中对》难道不也是吗？！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曹孙强而刘表刘璋弱，这都是基于诸葛亮掌握的数据而推断出来的信息，后面的不可与曹孙抗衡而应图荆宜两州，就是研判出来的结论了，而具体的措施和做法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了解智库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价值和作用之后，我们下一步就要开始讲述智库从定义到特性，从结构到内容，从逻辑到流程的诸多具体章节了。而方法里面，除了刚才提到的DIIS这一螺旋之外，还有从机理（Mechanism）到影响（Impact），从政策（Policy）到方案（Solution）的另外一侧螺旋，两者之间相互缠绕和促进，持续上升，就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论/结果——这就是科学的智库方法应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