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到哪国人做事更认真时，一般都会提德国人和日本人。

　　为什么会是这两个国家？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有人就找到了语言特点：德语和日语里面，大量存在谓语动词后置的现象。我们如果看过以前的抗日老电影，就会发现日本人说不熟练的汉语时，会有“你的，死啦死啦的有”，“小孩，糖的给。”诸如此类，里面其实非常清晰地体现了日本人习惯将谓语动词后置。这样说话，如果对方不听到最后一个字，很难理解对方想表达的意思。

　　笔者之前经常听到有人询问说：“日语里存在大量的汉字，中国人学日语会不会更容易？”且不说在日语中许多汉字的意义有了改变，发音与汉语完全不同，单是日语的表达体系就完全足以与汉语区别开来。在对人解释时，笔者经常举这么一个例子：

　　汉语的“我没吃饭”日语表达为「私はご飯を食べなかった」。如果按照各个词语的语义逐字翻译的话，就是“我”“饭”“吃”“没”“过”，吃没吃过重点在最后。

　　再比如，汉语的“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日语表达为「私はこれは正しいと思わない」。逐字翻译为“我”“这”“对”“认为”“不”，这时对方必须等听到最后一个词才能明白。

　　在练习听力的时候，日语老师时常叮嘱我们要把话听到最后，因为句尾任何一个小的变化就足以改变整个句子的句意。

　　在汉语语法里，句子的谓语一般是放在宾语之前的。因此在对话过程中，不等说话方说完句子，听话方已经基本可以获得完整的有效信息。而德语和日语恰恰相反，决定的因素总是放在最后的，这使得讲话方需将谨慎用词的态度贯穿始终，听话方也需要认真听到最后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说日本人在谈判时的最后一秒还在思考结尾是用肯定句还是否定句。

　　德国人和日本人从语言的训练上就充分体现了认真的态度，这种认真一开始是不得不为——听不到最后的动词可能完全错误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后来就慢慢地变成自觉行为了。

　　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曾这样回忆，对于鲁迅交上去的作业，藤野先生“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涂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同时，鲁迅痛彻心扉地指出：“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有病，马马虎虎病，这种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

　　“认真”几乎成为大部分国人在想到日本人时第一个想到的词汇。

　　从出门到回家，从路遇友人到吃饭睡觉，他们都说着固定的寒暄语；无论有无监管、白天或夜晚永远没有人会闯信号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交往之间循规蹈矩、彬彬有礼；甚至有一个马桶需要刷七次、而中国留学生只刷了三次导致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报道出现……日本人为什么这么认真？

　　追溯原因大概也要从日本列岛的特殊地理环境讲起。

　　日本列岛的灾害频发，使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带动忧患意识，进而渗透到日本人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谨慎认真不仅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而且对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昭和年代以后，日本人的认真特质更是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同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肯定。

　　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加之资源类型分布极为不均的自然人文环境，使认识了资源宝贵性的日本人，在资源利用过程中也养成了精细节省的行为习惯。细致、细腻、形式感强烈的特性也在其文化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精美别致的日本料理，严格复杂的仪式流程，再比如委婉谨慎的日语。

　　语言，一方面是国民性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纽带，起着将国民性作为传统贯穿于历史的作用。

　　日本人在交际时，有意识地进行了许多“语言包装”。在日语句末表达方式中，用否定句式来询问、弱化请求时的命令成分、采取退让式说法、省略式说法等表达方式，在日语日常交际中大量出现。虽然日语的语系归属问题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其从属于“阿尔泰语系”。不同于从属“汉藏语系”的汉语表达方式，日语表达将一句话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置于句尾，这使讲话方需将慎重使用词汇的心态贯彻整句话直至句尾，并且在亦步亦趋的试探中完成和对方的观念交流。同样的，听话方需认真听到最后，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使得人际交往更为和谐，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毕竟这种语言特性决定了在交际过程中，双方都需要持有相互尊重、认真对待的态度。

　　我有个学生说到当自己跟人提起专业是日语的事情，朋友就会随声附和道“怪不得，感觉你就是有些像日本人。”虽是戏谑成分较大的调侃，细细想来，倒是也有一番他的道理在。语言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模式，这种影响在不同两种语言体系的融合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大部分学过日语的人，不仅经常在汉语表达中出现谓语动词后置的情况，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也会下意识认真的听对方把话说完。在潜移默化的文化、语言熏陶下，说日语的时间长了，行为处事也就会慢慢变得有点像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