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樱红迎校庆　东亭竹绿待嘉宾

霍有光

　　正当交大校园樱花牡丹盛开，东亭翠竹迎风摇曳时节，校方启动了“交通大学建校126周年暨迁校66周年主题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凡是交大人，喜逢佳节，理应说点什么。不由想起了1996年4月8日“建校100周年暨迁校40周年”纪念活动中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往事，即学校除举行了钱学森图书馆命名、思源学生活动中心命名、宪梓堂落成剪彩、百年校庆纪念碑与四大发明雕塑落成典礼外，还举行了东亭与《养竹记》碑刻文化园落成仪式。

　　一、交大为什么要建设东亭与《养竹记》碑刻文化园

　　大家知道，交大从上海迁来西安，陕西省政府推荐了若干地块供学校挑选。彭康校长提出选址要求：一是校园不能离城里太近，或恐影响学生专心学习；二是不能离城里太远，或恐影响教职工生活（如周末采购）；三是要节省征地费用。最终选定了地处如今咸宁西路的一片一望无际的麦地。这块风水宝地，进西安城里远近适中（距城里不远不近），征用麦地无须拆迁费用，征地费相对较低，几乎占据了唐代道政坊、常乐坊两个坊的地盘，对面便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兴庆坊遗址（现兴庆宫公园）。

　　学校在历次基建中，出土有一大批汉代、唐代、明代等时期的文物。如出土有西汉二十八宿壁画墓，唐代15件银器窖藏（全部为精品，其中8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7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等。经考证，现学生区康桥餐厅南曾是唐代关相国旧宅所在地，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曾在这里居住，写下了名篇《养竹记》和多首诗篇。

　　《养竹记》的具体内容，谈的是君子（人才）的品格、用贤者（或用人者，或伯乐）与选拔贤者（人才）。交大是国内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在创办伊始，校长唐文治便亲自制定了《学生格》。“格”意为标准、人格，“学生格”就是做学生的品格或学生守则。共8条，其中第4条是：“学者立志，必须为天下第一等人。”“只有立大志，才有可能成为中等之人；立志不高，则不知为何等之人。”立大志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泽天下之民。《养竹记》的主要思想内容，与交大的办学理念相吻合，办学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国家培养、选拔、推荐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加强学生素质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也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基本宗旨，无疑这是交大决定建设和恢复东亭与《养竹记》碑刻文化园的原因。

　　潘季教授时任交大党委书记，亦任全国人大常委一职。赴京开人大会时，他通过个人情谊，邀请中国书协主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启功教授题写了“东亭”匾额。之后，又请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书法家霍松林教授书写了白居易的《养竹记》（1995年冬书于唐音阁）。

　　1996年4月上旬校庆期间，国内各级领导嘉宾与海内外校友云集，尽管有各种繁忙的纪念活动与应酬，潘书记还是专门抽时间，特别邀请并在交大会客厅亲自接待了霍松林先生夫妇，随后陪同霍先生参观东亭与《养竹记》碑刻，一道参观了档案馆举办的校史展、图书馆等，霍先生在校史展签名簿上题词“百年树人，名扬四海”。这次校庆，学校还专门发行了一组明信片，其中有一帧就是以东亭和《养竹记》碑刻为背景图案。

图1 潘季书记（左二）在会客厅接待霍松林（左三）先生夫妇

图2 潘季书记（左一）与霍松林先生夫妇在《养竹记》碑刻前合影

图3 霍松林先生参观档案馆校史展并题词“百年树人，名扬四海”

图4 以东亭和《养竹记》碑刻为背景图案的明信片

　　值得一提的是，霍松林先生在《霍松林选集·随笔集》（第四卷）中有一篇《以养竹喻育才》记述了此事，原文是：

　　西安交大校园的东南角，曾经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住宅。白居易在这里建有“东亭”，种了一大片竹子，特意作了一篇寓“养才”于“养竹”的《养竹记》。西安交大是以善于“养才”蜚声四海的高等学府，自然对白居易的《养竹记》感兴趣，便请我书写，刻石嵌于壁间。就近新建一亭，请北师大启功教授书“东亭”匾额，刻制悬挂。绕亭移竹千竿，已长新叶。这就为百花争艳的美丽校园增添了人文景观。教师们来壁前观摩，考虑如何“养才”；学子们来壁前阅读，考虑如何“成才”。效果之好，出乎校领导的意料。因此，1996年春天派人把我和老伴儿接去，由该校党政领导及有关教授作陪，游览“东亭”及校园各处，还参观了校史馆、图书馆，晚间盛宴相款。据跟踪录像录音制成的电视片，多次在该校播放。

　　若干年后，东亭又新建了一尊白居易立像，此时潘季先生已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潘教授不忘旧友、不忘旧情，再次邀请霍松林先生夫妇叙旧，一道参观东亭并合影。

图5 潘季先生夫妇（左三左四）与霍先生夫妇在白居易塑像前合影

　　以上校庆逸闻，无疑是交大校园文化建设中一则历史佳话。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东亭与《养竹记》碑刻文化园，不仅成为交大对外宣传与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而且也成为历届莘莘学子休憩与品玩的优美去处，是进行素质教育，激励和鼓舞学人立大志，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贡献的传统文化熏陶之地。

图6 东亭景色

图7 东亭景色

图8 东亭景色

图9 东亭景色

　　二、白居易与东亭《养竹记》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今陕西渭南人，他是中唐时代产生的著名大诗人，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诗文“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不仅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而且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思想。白居易贞元十八年（802）赴长安应试，翌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假居常乐里（“里”又称“坊”）已故关相国旧宅。贞元二十一年（805），迁居永崇里华阳观。

　　交大自北向南大致占据唐代两个坊（里）的位置。常乐坊故址相当交大南半部的学生区（以及家属区南部），交大北半部（教学区以及家属区北部）相当唐代的道政坊。常乐坊（里）是白居易踏上仕途第一居住地，寓居近约3年。对于京城长安的城市布局，白居易在他的诗歌中曾有传神的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城内道路似经纬网，有笔直的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而被经纬大道分隔的六十四“坊（里）”，恰像农民精心呵护的菜地。虽然这里“十二街”是虚指，但形象地说明了唐代长安城作为中国大都市的气势与特征。如果把常乐里、道政里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它的北面，正对的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兴庆坊；它的西面，正对的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大市场——东市；它的东面，则树立着京城的东大门——春明门。据历史文献看，唐代在常乐里、道政里居住过的人，大多是当时的高官大户，即白居易诗中所言“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也。

　　白居易在常乐里的经历，对他一生都产生了影响。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在吏部以拔萃及第，翌年被任命为校书郎，借住于常乐里已故关相国私宅之东亭。休憩之时，散步到东亭的东南角，发现园内竹子，枝叶凋敝，毫无生气。询问得知自关相国去世后，外人在此砍伐竹子做筐篓，剩下的竹子，长不到八尺，数不到百竿，深感痛惜。于是他辛勤整治了东亭杂草丛生、被人滥砍乱伐后的“刑余”之竹，竹林得以恢复，“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白居易对此有感而发，在东亭之壁题写《养竹记》“以贻其后之居斯者”：

　　其一，希望居住在这里的后来者，能够以翠竹树德、立身、体道、立志的优秀品质来做人。所谓“树德”，即竹子根基牢固，根基牢固是竹子成长之品德，君子看见竹根，就想到要培养根牢叶茂而不可能拔除的品德。所谓“立身”，即竹子秉性挺直，挺直是为了身体不偏不倚，君子看见它这种秉性，就想到要正直无私，不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所谓“体道”，即竹心空虚，空虚是为了虚心接受道，君子看见竹心，就想到要虚心接受一切有用的东西。所谓“立志”，即竹节坚贞，坚贞是为了立志，君子看见竹节，就想到要磨炼自己的品行，不管一帆风顺还是遇到危险时，都要坚贞不屈，始终如一。所以君子都喜欢种竹，把它种植于庭院之中以自励。

　　其二，寄希望于“用贤者”能够像伯乐。竹子不过是一种植物，与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与贤人相似，人们就爱惜它，培植它，何况对于真正的贤人呢？然而，竹子与其它草木的关系，也就像贤人与一般人（庶人）的关系一样。“竹不能自异，惟人异之；贤不能自异，惟用贤者异之”。如果园丁不能选择优良的植物，那么翠竹就与杂草一样，与杂草无区别。如果用人者不能选择如何用人，那么贤人就与一般人（庶人）一样，与众庶无区别。可见，赏识人才实际上跟赏识东亭翠竹完全相似，关键在于用贤者（用人者）要像伯乐，善于发现、爱护与选拔人才。交大作为白居易千年之后、进驻常乐里之胜地者，恢复东亭文化景观，以为国家培养大批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为己任，白居易地下有知，应感到万分欣慰。

　　竹是植物，并无人性。白居易爱竹，因为“竹似贤”。他常常对竹而饮，寄物养性言志。白居易《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长诗云：“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常乐里街东有大冢，俗称董仲舒墓。《唐国史补》说：汉武帝幸芙蓉园，每至此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岁月久远，遂误为虾蟆陵，附近小巷中产名酒。对此，中唐诗人皎然《长安少年行》一诗，曾对当时虾蟆陵周边的风情有非常生动的记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jin），纷纷半醉绿槐道，蹀（die）躞（xie）花骢（cong）骄不胜。”说明虾蟆陵一带是长安非常繁华的去处，绿槐成荫，翠楼春酒。与许多无所事事、花天酒地的“长安少年”不同，白居易置酒待友，玩赏东亭竹，数竿对一壶，情系国家黎民，期望实现兼济之志，或者说期待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不甘心“常乐里闲居”，愿望为国家多多效力。

　　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参加宫廷策试，入第四等，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据《盩厔县志》记载，白居易放弃在京城做官的舒适环境，到任所后，积极策划为地方兴修水利，大展经济之志。在盩厔期间，白居易还写下了著名诗歌《观刈麦》。诗云：“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桨。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白居易为什么不愿在“常乐里闲居”，为什么不愿在“翠楼春酒”的虾蟆陵畔“半醉绿槐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食不安、寝不稳，自愧俸禄多而功德少，时刻牵挂的是如何帮助黎民百姓，如何体恤民情。

　　大约在元和七年（812），白居易41岁时作《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此诗由栽新竹回忆起10年前在常乐里关宅种竹的往事，当时他和元九（即元缜）同任校书郎，结为挚友。诗云：“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心一以合，外事纷无极。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不爱杨柳枝，春来软无力。怜君别我后，见竹常相忆。常欲在眼前，故栽庭户侧。分首今何处，君南我在北。吟我赠君诗，对之心恻恻。”用“秋竹竿”，比喻元缜“孤且直”，正是《养竹记》“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铭语的移植。“共保秋竹心”，表明白居易和元缜曾以东亭竹互勉互励。“不爱杨柳枝，春来软无力”，君子似翠竹正直挺拔，不倚不媚。优良的品行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秋至桐叶枯黄而翠竹不改本色，万物凋零而翠竹挑战风霜。翠竹亦标志君子之间的友谊常青，见竹常相忆，即便天南海北，情谊永远长存。

　　白居易在另一首《赠元稹》诗中，用“有节秋竹竿”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诗云：“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之子异于是，久要誓不谖。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白居易在《养竹记》中说：“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君子“立志”，要像竹节一样，有节操，坚贞不屈，忠贞不渝。朋友之间真正的友谊，无疑像“有节秋竹竿”一样，是可以久经“砥砺名行夷险”考验的。

　　白居易离开常乐里后，一生作了许多咏竹诗。白居易任京官期间，先后三次住在新昌里（37-40岁，50-51岁，56-57岁）。新昌里在常乐里正南，两者之间隔着一个靖恭里，新昌里代表性建筑有青龙寺（今已复原重建）。在新昌里住宅，白居易在庭院里仍钟情种竹，《养竹记》中“君子人多树之（竹）为庭实焉”句，既是他的心声也是他一生的实践与乐趣。长庆二年（822），他赴任杭州刺使途中，仍念念不忘新昌里宅院的竹园，作《思窗竹》云：“不忆西省松，不忆南宫菊。（西省大院有松，南宫本厅多菊）惟忆新昌堂，萧萧北窗竹。窗间枕簟在，来后何人宿？”据《新唐书》本传记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显示了他“兼济之志”的过人才干。为了纪念白居易的治水功绩，至今杭州还保留有著名的“白堤”，成为当地具有文化特色的名胜古迹。

　　白居易入仕自常乐里东亭植竹始，一生不管走到那里，都以“养竹”寄托情志。如《新栽竹》云：“佐邑意不适，闭门秋草生。何以娱野性？种竹百余茎。见此溪上色，忆得山中情。有时公事暇，尽日绕栏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阴未成。已觉庭宇内，稍稍有余清。最爱近窗卧，秋风枝有声。”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履道里，觅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杨宅“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也就是说仅竹林的面积就相当宅院面积的九分之一。在杨宅基础上，白居易还不断对庭院加以改造，如设置天竺石、太湖石，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等。而翠竹则是充实庭院的首选植物。太和三年（829）夏，白居易为洛阳住宅作《池上篇》，辞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识分知足，外无求焉。……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新唐书·白居易传》）

　　青青东亭竹，白后我进驻。百年校庆之际，交大在唐代关相国旧宅故址重建东亭及《养竹记》碑刻文化园，旨在激励交大师生，为世界之光，英才辈出。百年校庆至今，瞬间已过二十六年矣！若是当年出生的婴儿，现在也应该硕士毕业了。笔者直觉估算，这短短的26年里，至少有30多万毕业生走出校门，已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校友。他们云游四海，还记得交大校园文化景观吗？还记得白居易所言君子（人才）树德、立身、体道、立志的座右铭吗？祝东亭翠竹常青，交大群贤辈出，百年树人，名扬四海。

　　三、《养竹记》原文与碑刻

　　白居易《养竹记》全文参见：《白氏长庆集》卷第二十六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即去世），他人假居，繇（you）是筐篚（fei）者斩焉，篲（hui）帚（zhou）者刈焉，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菶（beng）茸荟郁，有无竹之心焉。”

　　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翦弃若是，本性犹存，乃芟（shan）翳（yi）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

　　嗟呼！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封植之，况其真贤者乎！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呜呼！竹不能自异，惟人异之；贤不能自异，惟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者，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

启功书“东亭”

霍松林书白居易《养竹记》

霍松林书白居易《养竹记》（局部1）

霍松林书白居易《养竹记》（局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