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雨

   曾泳春        

齐秦，《冬雨》。

    早晨醒来，布里斯班的窗外正下着冬雨。

    这场雨从半夜里就开始下了，我在哗哗的雨声中，躺在这张过于柔软的床上睡了将近12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满意足，心想这样的天气里水哥该不会又逼着我去走路了吧。我实在是太想在这间简陋却十分安静的房间里坐一天，写一点文字，完成一些工作。

    这几天一直在走路，不停地走。国家为我们的留学生活发了薄薄的一叠澳元，一到布里斯班就被房东拿去了一半，这样算来，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剩900澳元了。昂贵的公交车费让我们决定每天从家（租住的地方）走到学校，这样我每天可以省出喝1杯咖啡和吃一个muffin的钱。从家到学校是1小时，从学校到家也是1小时，途中包括将3条路走到尽头，穿过一个萧瑟的小公园，穿过一条铁路，还要不停地上坡和下坡。下午回家的时候，我和水哥、庞背着从学校超市买回来的菜，走着这段1小时的路程，不禁想起了云南的学生，他们背着菜去学校上学，而我们背着菜从学校回家。

    我和水哥、庞住在Lili的家里。当时在网上租房子时，并不知道和房东住在一起，也不知道楼下还有几个租客，到了才发现住到了72家房客里。Lili是个35岁的香港女人，我们称她为典型性经济适用女，基本上是抠门抠到了极致，极精明极节俭。她的澳洲土著老公Ken每天穿着脏兮兮的工装裤像牛一样地干活，而她则醉心地经营着布里斯班、香港和上海的几处产业，因此可以想象家里是脏得一塌糊涂。但因为有水哥和庞，这个房子变得热闹起来，我也决心坚持在这里住下去。

    水哥曾以孔子学院院长的身份在斯洛文尼亚生活了2年，天性爱热闹的他与老斯们打成一片，以致于他回国后，老斯们对后来派去的孔子学院院长都极不满意。水哥爱徒步，他说每天可以负重15公斤走7-8小时，所以现在每天来回2小时的背菜徒步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而我这几天就惨了，每天走到腿抽筋。水哥鼓励我说，刚开始吃力，第二个月你就会身轻如燕，第三个月你就能跑起来了。他还不让我背菜，毫不犹豫地将负重的活儿和庞一起分担了。但背菜回来的做饭就是我的事了，他们俩美美地享受着教授做的饭，嘴里不停地说着惭愧惭愧。

    我这次毫无防备地落进了一个文科生堆里，同来的20个上海高校老师，几乎都是文科的，而且是语言学的：教英语的、教对外汉语的。这是一些正在从讲师往副教授挣扎的“方艳华”式的高校教师，或上了副教授，就再也不想往上走的人。我忽然发现在这群人里我上进得可以，我喊了两次要急着处理国内的工作，他们像看外星人一样地瞪着我，我不敢再喊了，跟他们一起专心致志地去学校、背菜回家做饭。他们都说，喜欢教学，但hate research。我有些吃惊。他们说，文科的research就是去无中生有，只有无中生有的本事够大，才能评上职称。水哥是社会学博士，副教授，但依然拒绝做科研。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我的房间里一边吃着我用白水煮的米粉汤，用葡萄干下葡萄酒，一边聊起教学和科研。水哥说，所谓社会学的科研，就是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粉饰的活动。他说：我不做科研，还是一条汉子，一做科研就成了狗。

    也许，这是文科和理工科人的区别吧，理工科人更愿意相信，自己就是“赛先生”，“赛先生”的科研是对赛先生起推动作用的。虽然我认为很大一部分理工科的科研都是自娱自乐甚至也是无中生有，但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赛先生”这样承认过。

    在冬雨里写下这些文字，觉得有些冷了。稀饭煮好了，等着水哥和庞过来吃。我决定劝说水哥，让我们的腿歇一天，就在Lili脏兮兮的家里倾听冬雨吧！

冬雨中Lili家的房子

The end of the road，路的坡度几乎达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