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
曾泳春
很久没看《小说月报》了。
今天在家里享受一个人的生活,窗外是炎炎夏日的景色——我喜欢的景色,广玉兰、女贞树、香樟树、琵琶树,都浓绿地站在夏日骄阳下,只要有一丝风吹过,它们便从树梢开始颤抖,忙不迭地向人们展示风的信息。鸟儿是不怕热的,依然在浓密的树叶间钻进钻出,气定神闲地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
因为计划要做的事,都放下了,我显得有点百无聊赖。我忽然回想起在北卡的那一年,日复一日的独自一人在一个房子里,从客厅荡到卧室,再从卧室荡到客厅,几乎荡成了一个鬼。当北卡渐渐在记忆里远去,我发现,这样百无聊赖的日子,很久不曾有了。而事实上,我是很适应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人生即使不是用来蹉跎的,也是常常需要这种百无聊赖的心情的。
于是我荡到了书架前,看着叠成一摞的《小说月报》,这是我钟爱了很多年的文学期刊。最新的一本显示的是2011年12月,显然,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买这本杂志了,而即使是最后买的那本,我也没有去翻过,我只是习惯性地买回来,把它放在书架上。我有点惶惑了,这半年多来,我在干什么?
我是从上大学起开始看《小说月报》的,同时经常看的还有《中篇小说选刊》、《花城》、《十月》、《收获》等。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这些杂志都有,因此在大学四年里图书馆阅览室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特别是每次期末考试期间,阅览室成了我既爱又恨的地方。以前的期末考试历时都很长,一般有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每门课考完,都会有几天的间歇,然后再考下一门。所以一场期末考试下来,每个人都精疲力尽,简直如到地狱里晃了一圈。而在这种魔鬼训练般的考试期间能让我觉得有点亮色的,就是在考完一门、离下一门考试还有几天的时间里,我能抽空到图书馆阅览室看《小说月报》。但在那样的时候看这种与考试无关的杂志,我心里是有负罪感的,总觉得应该把时间都花在复习上才心安,因此每次进阅览室的时间都不敢太长。奇怪的是,在这样的负罪感下,看《小说月报》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这种负罪感下的幸福感,一直保持到考试结束后,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泡在阅览室里了,而悲哀的是,我却没有了安心看杂志的欲望。想来所谓欲望,就是在达不到的时候拼命去争取的那个愿望。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了珠海工作。这是一个文化沙漠,整个城市的书店找不到一本超过高中以上的专业书籍,所以当我在2000年准备考博时,找遍珠海市的书店,也买不到一本《数理统计》,最后央求我弟在厦大图书馆帮我借了本带毛主席语录的西安交大出版的《数理统计》,我至今记得,我一翻开那本泛黄的书就会情不自禁地连打几个喷嚏。珠海遍地卖着一些花花绿绿的杂志,《知音》是里面最高雅的读物了,而像《小说月报》这样的文学期刊,却遍寻不到。我在被《知音》陶冶了2、3年之后,却在某天逛到离我住的地方很远的拱北莲花路的一个报摊上,发现了《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和《花城》三种期刊。我激动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那是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忽然看到一条河流的那种感觉。从此,我在每个月都会从我住的香洲,穿过吉大去拱北买这三本杂志。而有点令人难以启齿,也是为什么我会在2、3年之后才找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离拱北“红灯区”很近。如果在晚上来到这里,就会看到路边站着一个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很诡异很苍凉。我甚至为这个全市唯一卖《小说月报》的书摊故意要设在这里而愤怒了。
而无论我怎么愤怒,还是抵挡不了《小说月报》的诱惑,我喜欢它精致的版面、短篇、中篇适中穿插的选摘。相比于《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由于全部选摘的是中篇小说,相对比较单调,而且它的纸质和版面设计远远比不上《小说月报》。《花城》作为基于广州的原创期刊,我后来逐渐无法接受,因为它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意识流。不知我的记忆是否有误,我就是在《花城》上看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当年我看了这样的作品,直接就懵了,至今没有醒过来。
而《小说月报》选的作品,都是写实的,换言之,都是我看得懂的,可能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吧。我从《小说月报》看到了池莉、方方的作品,这是两个我非常喜爱的女作家,她们让我了解了我至今从未去过的武汉。相比于池莉市井小人物的作品,我更喜欢方方略显知性的作品。她喜欢以武汉大学为背景写作,从她的作品里,我知道了武汉大学除了没有火葬场以外,几乎就是个小社会。而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我独爱在《小说月报》上看到的《树树皆秋色》,这是一个40几岁一直没有结婚的女教授的典雅生活。她没有结婚不是不爱爱情,而是她遇到的男人都喜欢在爱情里进进退退,互相揣摩,最后她疲惫于这样的进退游戏而退出这些爱情。而在她获得了很多学术成就之后,突然有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这是大学里的一个身份不太明了的学生抑或是教工,那种直接的表白与近乎粗鲁的关爱,击中了单身中年女教授的心。他们一直在电话里追逐着彼此。突然有一天,这个男人消失了一段时间,女教授却经历了揪心、悲痛、大病之后,这个男人又以毫不在意的姿态出现在电话里,于是女教授删除了这个电话,从此让自己的心回归平静。而此时,她家的窗外,树树皆秋色。
从《小说月报》里,我还认识了苏童、叶兆言、刘震云,他们和池莉、方方一样,都属于科班出身的作家。不知是否是我的偏见,我更喜欢科班出身的作家。常有人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不比科班中文系毕业的人差了。我也承认在1987年那年的高考中,我曾希望自己没考上,第二年转文科班去考复旦大学中文系;我甚至还因为中学时体育成绩不错而妄想考体院。我那时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相信吓坏了我的父母,但幸运的是,他们在表面上并没有表露出来,他们只是给我分析,哪条道路更适合我走。对于我这种智商不超常、也没有在某一方面有特别才能,只是在好多种才能上都位于中上水平的人来说,走平常的路、力争在平常的道路上显示出各个方面的才华,是最合理的一条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选择要比现在少得多,所以我终于随大流地上了一个不怎么出色的重点大学,而在后来的岁月里在那个大学里显出自己的出色。对于走过了大半个人生之路并获得了很多能力的父辈来说,也许他们深知儿女将要走的道路会通向哪里,但对于儿女来说,每一步都必须自己走过、自己去感悟,这才是他(她)的人生,而不是附庸在父辈慧眼上的人生。
回到《小说月报》,这个伴随了我20几年的期刊,也日渐显出它的日薄西山。它精选的作家作品,越来越显单调,它偏爱一些作家的作品,几乎每期都要精选这些人的作品。比如那个很不入流的刘庆邦,总是写矿区的那些男女之事;那个东北的徐坤,我实在看不出她的作品有什么精华之处;还有我们漳州的杨少衡,描写小地方政界的风云,比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差得太远。
我喜欢的作品,是如从前《小说月报》里苏童的那些关于香椿街的作品,小小一条街上的人物,折射出纷繁复杂的人性。一如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在那个安静的英国小乡村里,用洞察人性的眼睛,看遍人们亘古不变的悲欢离合。
骄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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