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闻上说，前国家乒乓球队主力邓亚萍被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我由此想到文革中与她的父亲邓大松先生的一点点交往。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我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郑州的国营棉纺织厂，除由原豫丰纱厂改组的国棉二厂外，大都在郑州西郊。六厂在棉纺路的最西头（西面还有郑州印染厂、省纺机、纺织器材厂等）。在国棉三厂的对面，建设路路南有一座省工人文化宫，隶属于省总工会。省文化宫里设有各种活动室。我常到那里玩儿。白天，我最常去的地方是棋室，去下围棋。晚上，一般是看书。再有就是打乒乓球。我与邓大松先生相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上初中的时候，爱打乒乓球。还是校队的成员。吸收我进校队，除了打得还可以，主要是因为我热爱这项活动。我用的一只球拍，是典型的普及型。直拍、正胶，光荣牌，1元5角3分钱买的。这个球拍我一直用到读博士。那个时代，乒乓球打得好的人很多，我这水平在省文化宫里根本数不上，只能够得上排队打一两盘而已。邓大松先生比我大十岁左右的样子。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几，很精干。听球友们说，他原是省队的主力队员，曾得过中南五省的冠军。文革前后，转到郑州晚报社工作，似乎是在印刷厂，记不很清了。在乒乓球室，他绝对是明星。我记得他平时用的是一个不带海绵的正胶球拍。这在当时少见，只有专业高手才这么显示清高，业余高手都在绞尽脑汁搞“反胶”，以求拉弧圈呢！

    邓大松打球时灵活的程度非眼见不能想像。因为是和业余的工友打着玩儿，常打一些搞笑的球。我只和他打过一盘。对我这样的水平不高，又不是一个单位熟人的对手，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屑，照样把我打得二十一比二、三的样子（他如果认真，我可能要被剃光头），还略作了一点点指导。

    邓亚萍长得绝对像爸爸。其他我就说不上了。我与邓大松的来往就限这一点点，但印象太深了，题目不是标题党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