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3-24日，先秦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会议主办方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召集人是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我与博士后高中华博士、博士生李文慧一起参加了会议。从规模来说，这是一个中型偏小的学术会议，但从参加者提交的论文来看，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师生三人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法问题》（高中华、姚小鸥），《<芮良夫毖>的文本结构与<诗经>的编订》（姚小鸥、高中华），《清华简“视日”、“视辰”与先秦的天道观》（李文慧、姚小鸥）。从题目即不难看出，我们的研究是围绕着“清华简”中的《诗经》类文献进行的。这是因为我今年承担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所发布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华简><诗经>类文献研究》，这些文章都是我带同学做出来的项目的成果。

       常言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仅从文章的题目，内行就会知道我们的研究是深入的。出乎大家意外的是，我在会上重点讲解的并不是提交给大会的文章。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我被安排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的大会发言）文章本身我只用两三分钟，其余时间一小部分从文字考释的角度说明“清华简”不可能是伪简，大部用来说明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程度。说明后一问题时，我主要利用自己对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成果。这一思路，我将在本年度11月中旬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两岸四地学者参加的《中华文化复兴论坛》上详细发表。

    可能是因为我在学界是以《诗经》专家闻名的，所以在第二天的晚餐时，台湾清华大学的朱晓海教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对戏剧有研究。同座的朋友以简单的方式告诉朱教授说，因为我只能带戏剧学的博士生。朱教授十分不解，一再说，你不能带《诗经》研究的博士？大家告诉他这是中国大陆的学位制度所决定的，他仍表示不解。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带的博士生是属于艺术学门类的中国戏剧史。在河南大学带过文献学的博士生。我曾在复旦兼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章培恒先生对我说过要我在复旦带古代文学的博士生，后来因为章先生病重，此事不了了之。说到这里，我要借机申明：章培恒先生的学问很好，又有见识，他能聘用我这个“有争议”的人，也证明他的眼光。章先生去世后，我当写文章表示追念，之所以没有写出，是等待机会。我是不会忘记章先生的知遇之情的。

    晚餐时，会议的参加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讲座（讲座名称省略）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坐在我和赵敏俐教授之间。他一边看着我，一边问赵敏俐教授，你们比北京大学搞先秦的水平高不少（用两个手掌比划，左手在上），但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北京大学比你们学校高不少（比划时把右手置上面），那么学生报考时倾向于那面？赵敏俐干脆地说，当然想上北大！曾有考生直率地考后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也考上北大了，不能到您那儿读了。因为这个，我们生源差不少。柯马丁教授这样问，可能与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有关。我曾在发言中说，外国的学校与学者，愿意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觉得他们名头高，其实从水平来说，真的和我们差不少。

   我在发言中顺带说到，我去年在中山大学召开的戏剧学会议上，曾提交论文考证作为中国古代戏剧脚色体系的“生”、“旦”出现时间当在北宋时期。这一研究将中国“戏剧成熟”的时间提前了二百多年，是中国戏剧史的重大突破。一位台湾的超级大腕在今年第四期的《扬州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以我的研究为基础，发挥说，“温州杂剧”当成立于北宋。惜未引用我的文章（这位也参加了去年中山大学的会议，并在大会上说到我的研究）。我说，这位老学者的学问很好，影响很大，作为台湾本土学者，对中国文化有很高的认同，不宜因为这一点疏失过分责备他。

     同门中，除曲德来教授因病未能与会，其余七人在会议上小聚并合影留念。

在大会发言

同门合影·自左郭杰教授、孙绿怡教授、杨树增教授、许志刚教授、李炳海教授、赵敏俐教授、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