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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15页刊载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指责说:
国民党内的反共派以强硬的态度指责共产党:在河北、山东、甘肃等指定地区以外任意行动,不服从中央命令(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国民党第五届八中全会的军事报告)。“游而不击,延安没有一个伤兵,就是有力的证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1939年12月的公开讲演)。
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日本方面认为中共及其军队抗战中的表现是:
在日军占领地区首先是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并恢复毁于战火的地方行政机关;其次通过群众运动和锄奸等工作,完全掌握这些组织并建设解放区。再是,在此期间虽不断地组织民众进行游击战,但由于这种战争是基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进行的,所以未从正面对日军进行武力挑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一分册第12页)
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中,日本的这本战史说,中共的军队往往善于避开与日军的冲突,而让“重庆军”(日方对二战中不隶属中共的中国军队的称谓)与日军作战,甚至与日军共同对付“重庆方面的势力”以扩大自己的地盘,该书在描述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山西地区的作战经过时说:
在第一军对重庆军的这几次作战中,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作战前退避着的中共军,在作战开始后当日军转身追击时,和日军并进急追重庆军,目的是当重庆军败退后很快扩大其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让精锐军队互相打仗,而从中取渔翁之利。因此,若从方面军的作战成果来看,击败重庆军并不难,而对付采取分散战术的中共军却不容易。这样,中共军在第一军地区内特别巧妙地躲过日军而把冲击力量卸在重庆军的头上,或者也参加攻击重庆方面的势力以扩大地盘,并组织群众进行扩军等,努力使党的势力更加扩大。《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6页)
对“中共军”偶尔与日军进行的较大规模的作战,日方也有肯定的记载。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7页至59页中,对“百团大战”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书中记载,日军“按损失最大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战死者名薄计算,自8月22日至12月3日,战死者总计为二百七十六名”。
【本博主按】以上日军战死者应大部为八路军的战果,且只是其一部,这是很了不起的。对比如下:在华南地区抗日战争中的“昆仑关大战”的一个作战行动“翁英作战”中,该战史据日方记载,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一万六千三百十二具,被俘一千一百九十六人。”日方“战死二百九十三人(其中军官三十九名),负伤一千二百八十一名(其中军官五十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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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3-29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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