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我42年的蓝斜纹布大衣

今天穿上蓝布大衣的效果图
大衣右边袖子肘部的织补，深色较匀密的针线是当年我自己所织，浅色较粗疏的针线是母亲所织

按：这是一篇旧文。几分钟前，二表妹来家和母亲谈话，说到往事，我读这篇文章读给她们听，觉得有意义，贴在这里，与来科学网博客的朋友们分享。

    我的羽绒服穿了半个冬天，该洗一洗了。可我只有这一件羽绒服。洗了，穿什么？我初步决定，再次起用当年的主要御寒装备，一件退役多年的旧蓝布大衣。方案一出台，妻子和小女儿都惊呼着坚决反对。她们的理由是，这件大衣太另类了。

    是这样的吗？穿上试试。衣服褪色很厉害，前襟磨破了，还有几个大口子。更重要的是，妻子指出，当今中国，没人再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了，我要是穿出去，会成为一个校园新闻。

    我屈服了。平日，我被描述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可有谁知道，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和外部世界的协调，甚至许多原则问题的处理，我也常常为舆论所左右。

    比如说，我一度比较激烈地反对学术界的抄袭剽窃现象，并对剽窃我的导师、已故杨公骥教授中国早期戏剧研究成果的一位先生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有朋友因此给我起了一个“学术警察”的雅号。可事实是，我并不敢真正大胆地、义无反顾地揭发批判我所知道的学术剽窃现象。自己的文章接连被抄袭剽窃，我也不敢放手写文章批评，甚至说也不大敢说。真正当学术警察，那就是“人民公敌”，谁敢以此自炫！至于替导师抱不平，实在是一个不得已的例外，先生九泉之下不能白冤，我不说谁说？

    我穿上平时在深秋、初冬才穿的风衣，搂着这件旧大衣，在北京三九的严冬里，小跑着到办公室去。这件大衣一定得退出历史舞台吗？我不能甘心。

    大衣是1968年初冬做的。那年，我刚参加工作。纺织厂，三班倒，上班下班，常常赶上半夜时分。那几年，郑州的冬天特别冷，母亲心疼我，决定给我做一件大衣御寒。做一件大衣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重大事件。我记得很清楚，别看大衣面子是平常的蓝斜纹布，可里子是当时最贵的九块五毛钱一米的上等驼绒，还衬着深茶色的羽纱，花了好几张工业卷。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每月的工资只有二十二块钱，整个大衣做下来，四十多块钱，是母亲一个月的收入。

    这件大衣特别暖和，新的时候，穿上还很抢眼。二十年多前，我到东北读博士生，它是我携带的的主要御寒装备。那时，它已经为我服务二十年了，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显得不那么漂亮，可还很实用。那几年，大学里的博士生很少，“姚博士的蓝大衣”，校园里谁人不知，哪个不知晓！ 

    前不久，我到广州参加“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人，博士生时的室友袁国兴教授在会议的间隙，曾笑谈他当年给我送寒衣的壮举。他所说的寒衣，就是这件蓝布大衣。时光荏苒，这件大衣实在太破旧，穿不出去了，可这些年我一直不舍得把它处理掉，因为它和我大半生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

    这次我想起穿这件旧大衣，和母亲有关。母亲到北京来，每天要到我的床头床尾摸索一番。前天她老人家对我说，把我的这件旧蓝布大衣织补好了。我把大衣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破的地方都织补好了，针线粗了点，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时，医生不负责，把人工晶状体装偏了，还有母亲近年右手有点抖，可能拿针线不太稳当。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你能要求她做多细的针线啊，重要的是她给我做了这件事。

    我很高兴让母亲给我做各种事，这是我孝敬母亲的重要方式。她老人家疼爱我，给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在一定时段里满足她老人家的一份爱心。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次考评会议上的经历。在特聘教授任期考评会议上，我的大学老师刘思谦教授是考评组成员，她看到我发表的成果中有《上海楚简民之父母的五至说》一文，就顺带问我对“民之父母”怎么看。我说，“民之父母”是中国古代社会对统治者提出的道德标准，这一标准现在仍然有继续沿用的必要。我解释说，只有父母才真正疼爱子女，“公仆”往往声称是“人民的儿子”，其实，人民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多收养几个儿子，不如要真正疼爱自己的父母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