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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历史,指文革及稍后的一段时间,离现在并不久远,但不知为什么,很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的种种。所以,前不久一个偶然获得的信息,使我有机会就此谈一谈。
我没有上过正式的高中,1965年初中毕业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所报考的六所高中都不录取我。最后,被调剂到半工半读性质的河南省供销合作社职业学校学会计,河南省供销合作社职业学校是一所为基层供销合作社培养会计、统计和棉麻检验人员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在这所学校里,我学过打算盘(没学好)及其他一些基础及专业课程,不学外语。我在初中学的是俄语,这是我在文革前的外语学习经历。
我学俄语没有付出过什么特别的代价。初一的时候,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我连教科书也没买。刚开学时,靠上课拼命听讲,但字母表需要照书来背,所以第一次考试时,字母顺序写不下来,分数很差。后来,苏大年同学以他的旧俄语书相赠(苏兄是从上一年级留级下来的,所以有一套旧教材),我才得以学好俄语。
文革中,和初中时高我一班的老同学广林兄相约学习英语,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学习外语付出过不小的代价。从经济方面来说吧,我曾花了半年的工资买过一架六管收音机(上海牌162型)。这些不说,说说政治风险吧。语言是口耳之学,光靠看书是不行的。大约在1971年,广林兄从中学俄语老师那里找来几张旧的英语唱片,请一位在开封师范学院(我的母校河南大学被肢解后的曾用名)英语预科班的毕业生(当时是郑州某棉纺厂的女工)指导听唱片学语音。学生一共三个人,我长得一般,比较瘦弱,个子也不足一米七八,可两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学友都是高大英俊的美少年,女老师教起来很感愉快。好景不长,字母表没学完,预定的上课时间,来了一位市委的干部。他自我介绍说是英语老师的姐夫,也是英语老师的房东。这位市委干部板着脸说,不许在他的房子里学外语,否则就没收我们的唱机和唱片。他说,已经有人反映,这房子里有年青人在说外国话,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老师不教了,只好自己偷偷从国外的英语广播教学节目中学。前面说过,我在母亲的经济支持下买过一架好收音机。当时我国对外语广播的干扰特别厉害,有时不得不将声音调大些,结果曾有邻居敲门警告,告之收听敌台的政治后果(我现在还感谢这位高邻没有到派出所揭发)。如果只是这些,这篇博文将是平淡无奇的。因为文革中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多了去。写这篇博文是因为上星期偶然得到的一个信息。
上个星期,我回郑州看望母亲,期间,会见了几位同窗。闲聊时,谈到在大学里英语的事。H兄突然说,唉,一般人真不知道国家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H兄转向我说,当年你和外国人的谈话,GA部门都有详细的纪录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因为在文革中曾自学英语,所以高考时得到七十多分的好成绩(我是全系第一名,第二名是59分,多数同学是三十分以下)。大二刚开学,我露了一手:和同学们一起外出时,碰到一对英国来的青年夫妇(在新乡师范学院当外教),我用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英语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这可让同学们惊呆了。过后,有同学偷偷问我,外国人真的能听懂你的话吗?同学们的英语多数是从ABC学起的,他们不知道,我的外语虽然不好,可外国人一定能听懂,倒是外国人说的话,好多我听不明白呢。
H兄曾被借到有关部门工作,他说,有一次,查看材料时,偶然发现有我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记录!这个信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是一九七八年考上的大学,那时,我们国家号称已经改革开放了。政治上无知的我,常据此无所顾忌地找街头的外国人练口语。万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记录存在。前天,我为此向专家咨询,据专家分析,我不是被确定监控的人,被记录到有关部门档案中,属于偶然。但可以想见,如果风向右转,档案中的这些材料可能带给我什么后果,这种未知的政治风险,比干部的当面警告和邻居的半夜敲门更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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