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汉元帝“善史书”。所言“史书”谓何？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汉书》颜师古注引“应邵曰”，以为系“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而有清一代史学家多以为所谓“善史书”者，盖善于书写汉代通行之隶书。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考证，即力主此说。

 　　　钱氏遍引两汉史籍，以为“盖史书者，令史所习之书，犹言隶书也。善史书者，谓能识字作隶书耳。岂皆尽通史籀十五篇乎？”钱氏又说：“诸所称善史书者，无过诸王后妃嫔侍之流，略知隶楷，已足成名。非真精通篆籀也。”清代学者淹博谨严如段玉裁也持此说。段氏在《说文解字注》中遍引两汉史籍，考其制度，说，“史书之必为隶书，向来注家释史书为大篆，其谬可知矣！”

　　　 清人治学，向为近人叹服，然而《汉书》颜师古注对“善史书”的注解真如清儒所说为悠谬之言吗？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

　　　 按《汉书·艺文志》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艺文志》言，汉代“史”所当通习的书体有六，不止“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一种，更无论仅为当时通行之隶书！那么，上引《汉书·艺文志》所言是否可信呢？《说文解字·叙》中有所佐证。

　　　 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说文解字·叙》说，秦汉时，“书有八体”，又说：“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说文》所言书体之数与《汉书·艺文志》有差。其行文间似乎又显示，到许慎生活的时代，对“史”所当通习的书体已经不严格要求了。汉代的“史书”到底是“八体”还是“六体”，西汉时这个制度的执行情况如何？弄清这些问题，对汉元帝所善之“史书”为何至关紧要。

 　　　据《张家山汉简·史律》载：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尙书卒史。”

 　　《张家山汉简·史律》为《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组成部分。张家山汉简的时代，有关资料说：《二年律令》同墓中《历谱》共存一处，《历谱》所记的最早年号为汉高祖五年、最后年代为吕后二年，因此《二年律令》的“二年”应为吕后二年。律令应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其权威性无疑。

　　　《张家山汉简·史律》所载“史”当习之书体有八，与《说文解字·叙》相同，可证许慎所述西汉书体制度不误。那么，为什么《汉书·艺文志》说汉代的“史书”是“六体”呢？

 　　　我们发现，《说文解字·叙》在上引文后，紧接着有如下叙述：“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读到这里，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西汉末年，对“史”所当课考的书体要求有所松懈。这一现象在汉元帝的父亲宣帝时即很严重，因而，朝庭开始进行纠正，到新莽时重新定为六体之制。

　　　 应该指出，秦汉时期对“史”所当习字体的要求，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有着现实的要求。隶书为通行字体，不必细说。篆书为正式文体，在各种庄严的场合要用它，可见于传世新莽诏版用字。另外，“摹印”与用于“书幡信”的“鸟虫书”等，亦各有不同的字体规定。

　　　《张家山汉简·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起，要学习三年，才能参加“史”的录用考试。录用后，又要学三年，才得参加国家考试，而“取最一人以爲尙书卒史。”这是因为字体繁多，习得不易。而“尚书卒史”要接触直至皇帝印玺这种严肃的工作，当然要各体并擅。其实，汉代字体的这种应用习俗的余绪甚至一直漫延到现在，在碑铭、印信用字等领域尚可见其踪迹。

 　　　扬雄的《法言•吾子》中，有一段人们常引用的话：“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 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按，“虫”指虫书，“刻”指刻符，各为一种字体。扬雄是文字学家，他将“雕虫”、“篆刻”等字体的书写与“赋”的创作相提并论，可见到西汉末年时，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这两种书体已经带有深厚的艺术色彩了。

     　　 经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讨论汉元帝之“善史书”是怎么回事了。《汉书·元帝纪赞语》说：“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在后世人眼中，汉元帝因昭君之出塞而往往被目为软弱的多情帝王。在近臣眼中，他竟是这样一位多艺的才俊。由此看来，汉元帝之“善史书”即长于多种艺术字体的书写就不难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