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文学史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甲骨卜辞是先秦“记叙散文的雏形”或“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这一错误认识有两个理论支撑点，其一，认为卜辞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早的文献材料。其二，认为卜辞可以算作文学作品。下面从产生年代与文学水平两个方面将甲骨卜辞与现存商代文献《盘庚》篇比较，以证此说之谬。

首先确定《尚书》的《盘庚》篇与现存商代甲骨卜辞产生的时间。

我国很早就建立了史官制度，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出土文献也已证明，殷周时代已有完备的史官制度。按照古代的史官制度，《盘庚》应为当时史官所记录的盘庚讲演原文，但在历史上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

《殷本纪》说：“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可见《史记》认为，《盘庚》篇作于帝小乙之前，帝小乙是商王盘庚的弟弟，商王武丁的父亲。由以上所述可知，即使按照这一说法，《盘庚》篇也作于商王武丁的父亲、盘庚的弟弟小乙之前。而对甲骨卜辞有一定知识的人都知道，现在人们能够见到的商代甲骨刻辞，其产生的年代上限为商王武丁时期，其与《盘庚》的年代先后是很明确的。

《尚书·盘庚》篇大家都很熟悉，它的文学性不必论述了。关于商代甲骨卜辞的文学性问题，先师杨公骥先生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的正文中曾再三申述，还在相关章节中用近千字的注释作了详细论证，读者可以参看。杨先生指出，语言是文学的重要因素，而卜辞所使用的不是经过人们加工润色的文学语言，甚至连普通的日常语言也不是，卜辞使用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简略的语言形式，和文学不搭边。

我们要申述的是，商代甲骨卜辞是卜辞这种应用文体中的一员，它是一种比较简略的占卜记录。有关这一点，可以将其与书写于竹简之上的战国卜辞作一比较。下面是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中的一条卜辞：

①东周之客无珵归胙于栽郢之岁，夏栾之月，乙丑之日，苛嘉以长恻为左尹 貞，②出内(入)侍王自夏栾之月以庚集岁之夏栾之月，尽集岁躬身尚有咎。占之，恒贞吉，少(小)有忧于躬身，且外有不顺，以其故说之。举禱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牂，斯攻解于不辜。③苛嘉占之曰：吉。

这条卜辞中的数字符号系仿照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的办法所加。文字尽量采用通行字体，“鬻熊”等字采用李学勤先生释文。

第一部分是所谓“前辞”，它记载了占卜的时间，即“东周之客无珵归胙于栽郢之岁，夏栾之月，乙丑之日”，说明了占卜的执行者即卜人名“苛嘉”。值得注意的是，它还说明卜问的主体是“左尹（人名，后省一特殊字体，下同）”。第二部分命辞带有祷告辞的性质，除了说明要卜问左尹的身体状况以外，还祝告说卜问主体已经向楚人的多位祖先祷告，并分别向各位祖先贡献了一只牂羊作为牺牲，其文辞的繁复较甲骨文不可同日而语。第三部分为占辞，记录占卜的结果。这条卜辞的占辞比较简单，《包山楚简》中其他卜辞的占辞比它要复杂些。比如208号简所记载的占辞为“五生占之曰：吉。三岁无咎，将有大喜，邦知之。” 这些卜辞没有“验辞”，因为它所记录的这些占卜主要是为了予测病人即卜问主体的未来病况发展，兼向祖灵祝告，没有甲骨卜辞留档的性质。《包山楚简》中卜辞的文辞较商代甲骨卜辞要丰赡得多，这主要是由两者的载体不同所造成的。

综上述可知，卜辞是一种宗教性的应用文体，甲骨卜辞则是这种文体的简略形式，它在文学性方面所达到的水平与《尚书》中的有关篇章是无法相比的，将甲骨卜辞作为中国散文的萌芽是极为不当的。

附：这是一篇旧文的节录。有关史实申述如上，读者可以自已得出结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一件事物所属某个体产生之前，已有发展形态较之更为高级的同类事物的个体出现，无论如何，前一个体的出现绝不能视为该类事物起源的根据。中国古代散文的起源问题也不可能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