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先生曾是我国著名的报人。无党无派的他，因民国时期的办报而为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委员（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当时的政协与现在的政协性质不是完全相同的），其影响可知。《报海旧闻》收录他五十五篇回忆文章，大多与旧时代的报纸有关，间或写一点他自己的经历。在《踏进新闻界的大门》一文中，他就提到了自己被清华大学开除的事。文章中说：

      我在师范学校并没有毕业，是提前一年借了高班同学的文凭报考大学的。在清华还只有半年就“东窗事发”。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很爱才，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和颜悦色对我说：“因为你母校的校长一连来信举发，逼我们非把你开除不可。希望你不要灰心。我是南开出身的，这里，我已经写好了一封给张伯苓校长的介绍信，你去南开借读几个月，再回来插上二年级吧。”

     相信大家读了上面一段话，已经大体知道事情的前因及梅先生对待学生的宽厚了（梅贻琦先生以后以清华大学的校长而为世人所知）。现在一个学生因为某种作弊行为被学校开除，校领导十有八九恐怕是避之不及，不会把学生主动请到家里来，更不用说动用自己的资源为学生想出路。徐铸成先生的文章说，”梅先生的这番好意，我终于辜负了“。因为负担不起南开半年约二百多元的学杂费（南开是私立学校），所以他在河北大学“混”了几个月，第二年考上北师大，并且从这里走向新闻界。

     母校校长下此”毒手“（原文如此），一是因为他不听话，敢于顶撞，二是因为学校向他的家里索要二百元，作为师范四年学膳费的赔偿。家里交不出，所以回信拒绝。等到家里筹措到钱，送去的时候，他已向清华举发了，所以对徐先生的母亲说：”不要了，你回去吧“。这是遵循打了不罚的原则，也算是一种恪守旧道德的行为。

       我写这件事，有自己的经历作背景。1963年，我在郑州四中上初中二年级，曾经在全校上课间操的时候，顶撞体育老师，因而被学校处分。开始学校要我退学或者转学，我不肯答应，学校就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仅次于开除的严重处分，完全是为了老师，也是校方的面子。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想跟这件事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我是全校有名的学习尖子，文理各科成绩都好，怎么连个最差的高中也考不上呢？

      说起来，那次顶撞体育老师，起始并不是我的错。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课间操的时候，我后边有几个同学打闹，值操老师申林杰前来处理。不知为什么，他过来没揪别人，而是把并未做任何“捣蛋”行为的我，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提溜出列。我自然不服气，他更为光火，连推带搡地把我往教导处拉，其间把我的鞋踩掉了，也不容我提。我就在全校同学面前大叫：”看老师无故把我揪出来，踩掉我的鞋也不让提！”在全校面前，这位老师的面子可太不好看了。我的同班好友师长生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后来他告诉我说，申老师把我揪出来，是认为我和他比个儿！这我才想起来。当时后排打闹的同学碰到了我的后脑勺，我一面回头看，一面用手摸着碰疼了的脑袋。申老师走过来，我根本没有看见，更谈不上和他比个儿。为什么他认为我和他比个儿呢？因为他的个子大约一米八几，在当时是很高的，现在当然常见（我当时个子不到一米五十，我的个子是初中毕业以后才长起来的。初中毕业我才一米五八，毕业后，半年长了近二十厘米，营养又跟不上，所以一生都是细高条。），所以对此敏感。

     回忆起来，申老师事后可能知道我是冤枉的，所以有点后悔。他负责校乒乓球队，特地把我吸收进校队，可能与此有关。因为我的水平是可上可下，并非全校最拔尖的。但那个处分对我的打击影响终身。申老师的这个找补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只是他自己心里的一点安慰罢了。不过这也可见他良心未泯，不是一个坏人。文革中，我常到学校去，间或见到他，他客气地向我打招呼，我则比较冷淡。说实话，当时要报复，找几个弟兄收拾他一顿并不是什么事，但我不肯这样做。

【附记】不久前，一位高我一班的学兄告诉我，关于那次事件，快六十年了，他还历历在目。甚至记得当时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他说，他当时为有同学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老师感到震惊。从这位学兄的回忆，可见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