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回郑州看望母亲时，一位本科同学（当时任我们省某公司的总经理）找到我，同行的还有他的太太和女儿。同学带来一提质量低劣的茶叶作为礼物，我碍着他太太和女儿的面子收下了。多年不见的同学，无事不登三宝殿，来请我指导她女儿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他女儿在上海大学读研，专业是艺术考古学。同学的太太说，导师不管论文选题，所以请我帮忙。同学全家往返两趟，我与她的女儿多次互通电邮。最后为其选定巩义石窟寺作为研究对象，并指导写作。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现在属于郑州市）的巩义石窟寺是一座时代较早，艺术价值较高的石窟。其中的《帝后礼佛图》堪称国宝。由于各种原因，对它的研究不多，即使较全面地描述一番，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硕士研究生来说，是难度适当的选题。同学的家在郑州。自己有车，到距郑州不足百公里的巩义实地考察，也十分方便。指导论文事结局完满。同学的女儿及其太太对我的指导都十分满意。听说其女儿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之后我们再无联系，此事也完全忘掉了。

我好事，曾多次指导过别人的研究生，都是应学生的导师所请。除在国图工作的一位胡博士外，学生毕业一般不再和我联系，我也不再想他们的事。这件事所以想起来，十分偶然。前一段，我妹妹说她家中的电脑不好用了。想向我要个旧笔记本电脑上个网什么的。我想把里面的文件倒来，无意中发现还存有本文所附文章。文章中的红色部分是我的批改。这证明我的指导是认真的。一般情况下，这类文件我不十分留意。可这份文件有点特殊。论文作者，即我前述同学在本科群中与我意见往往相左。令人不快的是，他为常将政治与社会见解，带到同学关系中来，甚至往往对我人身攻击。说些“什么都懂等于什么都不懂”之类的话。这是因为他常见到我发表属于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或参加不同学科的学术活动。好笑的是，有一次他在群中上传所摄某博物馆中展示的所谓毛的八角帽，说是毛接受斯诺采访时所戴。我发表意见说，这不可能是原物。他反唇相讥，说：“你又不懂考古”。当时想回答，“我不懂考古，你为什么跑到我家来请我指导你女儿做考古学方面的论文啊”，想想算了。我对考古学有长期的关注。关于所谓毛的这顶帽子，真的不可能是原件。许多人都知道，斯诺为毛摄影时，毛是临时借了别人的帽子戴上用一用，如何会保存至今？再说，毛没有保存旧物的习惯。据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连开国大典上毛所穿衣服，都送了人。原件一，备用三，分别送给李银桥与另一位卫士，每人两件，原件送了李银桥。因为毛身躯硕大，李银桥穿着不合身，所以改过。天津博物馆知道后，作为重要文物，请走了。据李的文章说，国博听说，来找他，看到落了后，懊悔不已。

浅析北魏石窟艺术《帝后礼佛图》

纵览中国古代文化的长卷，石窟艺术是一朵难得的历史奇芭，它们随山雕凿、彩绘，形象生动自然，犹如浑然天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北魏石窟可以说是石窟艺术的鼎盛时期，雄居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当首屈一指，在龙门石窟的众多瑰宝中不得不提的便是《帝后礼佛图》，其中一幅已被美国盗凿而去，另一幅还完好的保存在巩义石窟寺内，这两幅《帝后礼佛图》无论从地理位置与历史意义的重要性，还是其创作手法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性都值得后人的深究细探。（我记得龙门石窟是一幅皇帝礼佛图和一幅皇后礼佛图）

一，历史背景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城南约15公里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东山，这里风景秀丽，伊水怡人，因两山夹持，又名“伊阙”或“阙塞”。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晋如跞、赵鞅帅师纳王，使女宽守阙塞”。这种名称一直被延用至南北朝末期。到了北魏太和中年（494年），鲜卑统治集团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开始镇压中原人民，而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元宏，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方地区，缓和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决定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了洛阳，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从此以后，历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的不断开凿，共造就了两千多所洞窟与佛龛，大大小小的佛教人物雕像共有十万多尊，还有两千八百多块古代的碑刻作品，是中国的祖先们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如果写龙门石窟和巩义石窟的比较，不必追述龙门的历史，直切问题）

《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上（即门内两侧壁）的浮雕，属于供养像及佛故事浮雕。宾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祈求冥福而修建的，原计划开凿三座石窟，但耗时23年，动工802,366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壁面自上而下分为四层，中间被窟门分隔成南北两段，自上而下，第三层为帝王帝后供养礼佛的仪仗行列，即《帝后礼佛图》（左侧为帝王，右侧为帝后），它创作于北魏年间，是北魏孝文帝夫妇的供养像在他们前后，都有很多冠带和执司仪仗的随从。后被盗卖至国外。现其中之《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藏于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我数一下，这部分近千字，依我看只用保留二百字）

另一幅鲜为人知的《帝后礼佛图》现存于巩义石窟寺内，保存较为完整。巩义石窟寺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北5公里的河洛镇大力山下，背山面水，风景秀丽。巩义石窟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是北魏皇帝、皇后举办礼佛活动的场所，也是北魏皇家开凿的大型石窟之一。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历代相继在此凿龛造像，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造像、碑刻等。石窟造像雕刻细致，内涵丰富，翩翩飞天，自然生动，超凡脱俗；是继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又一个石窟群，特别是第一窟里，就完整地保存了《帝后礼佛图》，帝后礼佛图构图完美、保存完整，充分表现了北魏皇室前往礼佛的宏大场面，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在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里的《帝后礼佛图》被盗走之后，这几乎成为国内石窟中的惟一珍品，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这幅《帝后礼佛图》分别雕在左右龛的基座上，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充分表现了北魏皇室前往寺院礼佛的宏大场面，充分体现了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巩县石窟与皇室的联系，虽然其规模远逊于宾阳洞，但雕刻手法却另有值得称道之处。它比宾阳洞的那副更为简练，浑厚，并且已经形成为独立的浮雕制作形式，这是中国北朝雕刻的新发展，为后来隋、唐完整丰满的浮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艺术价值

现在美国博物馆里的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因当初的盗凿而千疮百孔，更令人痛惜的是，它的流失造成了龙门石窟永难弥补的残缺。

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浮雕横向构图，人形颀长，并略向前倾斜，保留了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气派，又带有飘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静谧的心境，也流露出作者沟通人世和天界的欲求。北段刻孝文帝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王、中官及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前导、簇拥下，缓缓行进的场面。南段构图与北段相似，刻文昭皇后莲冠霞帔，一手拈香，后随两个戴莲冠的贵妇，在众宫女的前导、簇拥下迎风徐行，方向与北段相对。

（一）以线求形

由于其主题是以王室贵族的豪华生活为内容，因此在表现手法上，作品变得单薄平浅，高浮雕的圆润光影不复存在，人物高低没有明显变化，线条成了艺术表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雕刻者将它构成为两幅富丽的画面，运用接近线刻的薄浮雕形式，人与人的空间、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条勾勒，石雕中运用的线条，特别是衣纹的处理，格外舒展流畅、疏密有致，颇有汉代画像砖以线求形的神韵，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佛教艺术的很好融合。突出表现了独具魅力的线的艺术：以线塑形，以线构骨，以线成面。安排得非常和谐对称，既顾到整体的均衡和变化，又顾到人物的对称和他们之间的错综关系，使得整个构图完备统一，人物神态显得那么虔诚肃穆，前后照应，步调一致，非常符合于题材内容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卓越的艺术效果。至于人物造型的生动和衣带线纹的流畅。也都充分表现出我国北朝浮雕艺术特有的优美传统，（要协调好对礼佛图和一般性描述和比较的关系）

（二）犍陀罗向汉化转变

与云岗石窟的浮雕相比，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而加强了本土的艺术语言色彩。在雕刻手法上，已有了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严的作风。龙门的北魏造像，即以这种褒衣博带服饰为主，更兼面貌清秀，潇洒飘逸，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的。此外，从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它是继承了汉代墓室浮雕的传统技法而发展了具有中原艺术体系的成功之作。因此，这件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巩义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晚于龙门石窟的礼佛图，二者虽然同属于北魏时期的石窟艺术，但是巩义石窟寺的礼佛图更能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点，汉化的印记也愈加清晰，可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帝后礼佛图位于窟门内内侧左右壁，雕刻的是皇帝、皇后以及宫廷贵族等礼佛行列。每壁个分为三层，每层自成一组，各组的人物职位各有不同。从衣冠上可以看出最上一层左壁为帝王、右壁为皇后，在第一层的最前面分别雕刻了两棵菩提树，树上有两只欢歌的小鸟，甚是生动。树下是比丘僧，皇后礼佛图则是比丘尼，跟在其后的是皇帝和皇后，下两层均属宫廷中的皇室贵族。由于要表现出职位有高下之分，随从的服饰和执司仪仗也各有不同。在不同的形象和动态中，表现了不同人物的不同身份。在整个的画面结构上，配合匀整而又富于变化，人物饱满，手法简洁，完全符合于装饰艺术的特点要求。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从这幅帝后礼佛图上可以看出彩绘的影子，黄色，红色，黑色，绿色，由于风化和时间的洗礼，已经是斑斑点点，但是那种栩栩如生的动态感还是扑面而来，让人尤为震撼。在1996年中国、比利时和法国联合发行了一套国际邮票，中国发行的邮票图案正是石窟寺的这幅帝后礼佛图。

巩义石窟寺雕刻出的《帝后礼佛图》，虽然与龙门宾阳洞中的礼佛图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表现形式和雕刻手法上则完全不同。（一），不同于龙门的薄浮雕，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充分表现了北魏皇室前往寺院礼佛的宏大场面，充分体现了佛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巩县石窟与皇室的联系。（二），宾阳洞礼佛图在整体表现上是运用线雕的形式，而巩义石窟寺内的礼佛图则着重于整体造型体积的处理，不论是人物的体躯，脸型以及所持伞、扇、华盖等，都能表现出高低起伏的立体感，而且结构匀整，手法纯熟，整个行列中人物动态和谐，形象明朗、饱满、富有强烈的装饰感，非常符合于作为墙壁平面的建筑装饰要求。（三），从题材内容看，龙阳的礼佛图人物大小一致排列亦没有大小的区分，而巩义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从皇帝及王公大臣的体型高大到侍从的瘦小低矮，从身材比例和动作表情上鲜明刻画出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体现了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画面中虽然人物众多，但远近层次透视均处理的恰如其分。绝大多数人像都是朝窟门方向前进，偶有一两个反身向后递送东西的侍女，使礼佛队伍产生了动感。

整幅画面采用相对夸张的艺术手法，这种追求，不是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超脱的风貌姿容，这才是人们所欣赏、评价、鼓吹的对象。在这里，人们被那种内在的才情，风神所吸引、感召。那种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顶礼。这种风尚在绘画领域里的表现，则是讲求“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开始从“神性”向“人性”转变，同时也是佛教开始世俗化的些许端倪。

三，历史意义
   两幅《帝后礼佛图》反映了北魏上流阶层崇佛信佛活动的一个典型场面。其共同的政治意义在于北魏统治集团利用佛教作为政治工具，以制民先制心，使百姓在佛教因缘说教下，认命今世，苦修来世，接受命运的摆布，不作乱犯上为目的，通过礼佛，起到上行下效，愚弄百姓的作用。同时也传达了帝王和达官贵族们祈求永世富贵，儿孙无忧的愿望。

同时，两幅《帝后礼佛图》都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同样也是石窟艺术的两次过度与转折，受当时时代的影响和艺术进步的要求，反映同一主题同一思想的两幅浮雕，其历史意义和雕刻手法，以及其艺术造诣在历史上的影响却不尽相同。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有云冈石窟的大体粗犷，概括洗练，强调外轮廓线，雕塑整体感强。然而云冈、龙门石刻的最大区别在于，云冈的石刻带着恒河异国的情调风韵，龙门的石刻则开始显现出石刻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此来看，礼佛图就刻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交集上，从北魏到盛唐，从异域到中原。

如果龙门礼佛图是异域到中原的过度，那么巩义石窟寺的礼佛图则更加融入了我们本土的艺术特色，在前人优秀的石窟艺术精髓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将汉化艺术深入其中。巩义石窟寺是继洛阳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虽然它没有龙门石窟声名远扬，但是其历史地位绝不逊色。这更是中国仅存的一副《帝后礼佛图》，它把佛教艺术的外来影响同中原汉族艺术相结合，摆脱了北魏早期深目高鼻，秀骨清瘦的特点，代之以面貌方圆，神态安详，多呈静态造像风格。是外来佛教文化同中原文化相结合，石刻造像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隋唐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

概言之，北魏石窟艺术是中国艺术长河中一朵激起千层浪的浪花，几多转淚点推动着石窟艺术喷薄向前，无论是早期的云岗，龙门还是后来的巩义石窟寺，还有散落在石窟艺术玉盘中的点点珍珠--《帝后礼佛图》，这些珍贵的艺术奇宝不仅向我们展现着古人美丽与智慧的象征，更为我们对于历史遗存，文化探寻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明亮之门。（不说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