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获得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颁发的Denise Weiner奖金

栏目介绍：《医学研究与发表》人物专访栏目， 诚邀国内外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或学者，以专家的个人成长、求学经历、科研生涯及职业发展为基础，通过真实的故事和风采展示，给予青年科研人员相应的参考或建议，通过亦师亦友的对话方式增进学习与交流，对青年科研人员如何做好自己的科研生涯和职业规划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Q1: 您于 1986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 毕业后在北京安贞医院任住院医师。在您求学或从医生涯的早期，哪些人或事对您的影响深刻？

A1: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医学教育的复兴和探索。作为“改革开放”和加强对外交流政策的一部分， 教育部在 1980 年委托全国八所重点高等医学院校筹办外语医学专业，拟快速培养一批又懂医学又懂外语的医学专业人才。据四川医学院（川医）教务长高贤华教授说，教育部不仅为筹办外语医学专业做了不少工作，而且还为此拨了专款。这些重点高等医学院校则根据自己的特点筹办了英语医学班，德语医学班，日语医学班等等。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川医（后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 [ 华西 ]) 筹办了第一届英语医学班。考进川医英语医学专业对我影响深刻。英语医学班无疑得到了上天最好的恩赐和垂怜，是川医 / 华西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幸运的一个群体。在中国教育资源十分贫乏的年代，同学们得到了足够的最好的资源，几名同学配给一台录音机，有自己单独的教室，有训练听力的语音室，更重要的是同学们接受了当时华西最优秀的教师们的授业解惑。

在八十年代初，英语或其他外语的专业教师和教材在中国十分匮乏，即便像华西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教会大学，经过文革的破坏，各个科室安排外语好专业强的教师给同学们用英语授课也是有些困难的，一些中青年骨干教师为此提前脱产补习或恢复专业英语，几乎所有教学大纲和教学材料基本上是蜡板或打字机用英语逐字刻写或敲打并印刷发放给同学们的。

很多直接参与教学带习的教授都是中国现代医学的著名学者，如解剖学王永贵教授、内科罗德诚教授，邓长安教授、外科沈怀信教授、 妇产科乐以成教授、儿科张君儒教授、传染科曹仲梁教授等。还有包括来自休斯顿的布朗医生，黄女士，葛秀云等外籍教师长期带教。特别要提一下葛秀云老师。葛秀云（Margaret Graham）老师是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 的女儿。葛维汉是第一位专业考察古蜀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学者，可以说英语医学班的同学是直接融入华西协合大学的血脉，受益匪浅。

英语医学班还得学校教务的眷顾，包括传授解剖学的高贤华教务长， 教授英语的刘正纲教授兼班主任，辅导员郑尚维老师等。由于我家跟四川大学有深厚渊源，在校外也时常和家里的老人聊天，如德国哥廷根大学首批中国留学生之一，中国近代著名数学物理学者魏时珍先生。还有很多教授学者名师泰斗对我一生影响深刻，我根本无法列举。 

完成了六年的医科正规教育之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安贞医院任住院大夫。在安贞医院的几年中， 我有幸接受了包括中国现代医学泰斗吴英恺、翁心植、 陈湛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名医的教诲。吴英恺教授 是中国心胸外科的开创人，翁心植教授则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内科专家，也是我的前辈校友，他早年毕业华西协合大学，我刚刚毕业就得到知名校友的点拨真是一种福分。

Q2: 您为何在 1989 年秋选择赴美留学？这个决定后期对您的职业生涯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A2: 正如上面所述，我于 1986 年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安贞医院做住院医生。当时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和世界的距离拉近了。国际上，全世界都欢迎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欢迎中国青年学者前来留学，这些年轻学子带来的东方神秘感和刻苦追求知识的动机赢得赞誉。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出国留学是个时髦。

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联系自费出国（图 2）。但是在那个缺少网络和电话交流的年代，靠邮件联系专业，请推荐人和担保人进展十分缓慢。加上外汇上的困难和我在安贞医院的事业发展，出国留学也不是我唯一的选择。毕竟在那个年代，我才二十几岁，正规医学院毕业，工作单位北京安贞医院正在起步，医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年轻人的机会相当多，加上和一群年轻的医生护士一起工作，那是人生充满活力、想象力和激情的一段光阴。不过， 父母不断给与我鼓励和劝说，支持我出国留学。当然， 他们是对的。出国深造对我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对我的职业生涯发展是个巨大的蜕变。

图2 当年自费出国的机票

Q3: 自1996 年 1月至今，先后在罗氏制药， 新基和拜耳药业从事新药临床研发和医学事务的工作。您觉得在您的职业经历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阻碍是什么？您是怎么战胜它们的？

A3: 在近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时常思考我能不能做得更好，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为什么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人与人的交流。也许是中国的教育比较固化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众不同？我时常觉得缺乏有效的交流方法。

交流的目的是阐述自己的看法并说服别人重视或接受自己的看法。在技术层面上，我们中国人比其他族裔毫不逊色，我们接受的医学基础，我们的语言表达和我们的专业知识都没有问题，但是常常觉得交流缺乏干净利落的表述。也许是我们长期接受刻板的教育，导致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或者这也许和我们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关？因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讲究“和谐”，“谦卑”和“不得罪人”。和谐的意思是拿捏事物恰到好处，但是；过分讲究似乎就是摸棱两可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迅速提升交流手段，但是我觉得在认真听取别人的表述之后，用简单“同意”或 “不同意”的方法思考，然后直接地回答问题的确改善交流的效果。

由于新冠的不确定，人们在家上班还需延续，和研究团队面对面的时候很少，因此和团队经常开展一对一地视屏聊天，增进互相了解， 明显改善了交流，同时也打破自己和队友的隔离。对比华裔，印度裔在美国的职业发展要更加成功。一方面，印度裔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的环境中长大，也没有像中国城一样的“印度城”在文化上把自己隔离起来，这不仅使他们头脑敏锐，也使得他们很容易尊重和接受新的文化和个人。印度裔更多的是考虑他们的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于是环境也更容易接受印度裔。所以，打破自己心里的隔阂，和同事保持坦诚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