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翌霖，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电子邮件：hyl510@gmail.com

在曲阜将要兴建的基督教堂引起了颇多争论，郭齐勇、张祥龙等知名学者更是联名发起抗议。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想就此表态一个立场，而是希望从这一事件出发，谈一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问题。

首先，曲阜建教堂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就是在故宫开星巴克的问题，当时也出现了许多抵制和反对，说亵渎中国传统文化之类。但问题出在星巴克吗？是西方某些势力集团的侵略和渗透？恐怕并不是这样。问题出在故宫本身的境遇，这个地点早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化了的旅游景点，那么它就势必要服从资本的逻辑，星巴克的进入只是把故宫的处境暴露出来而已，而这个处境并不是星巴克带来的，可以说作为商业景点的故宫早已为星巴克留出了空间。你可以禁止星巴克，在同样的地方开一家国营的咖啡厅，但故宫今日的空间结构并不会因为星巴克是开还是不开而有多大的不同。

    基督教堂之于曲阜大约也是类似，曲阜的空间结构早已经变了，或者说空间的结构早已经消逝了。现代的空间是笛卡尔式的空间，均匀、平坦、各向同性。“地点”的神圣性、伦理性的意义都被祛掉了。越是现代化，空间就越是几何化，线条和边界就越是分明，而空间所负载的意义就越是淡薄。在这个现代的空间中，在孔庙旁边随时都可能建一座基督教堂，这个早已为教堂留下“位置”的现代空间才是根本的症结，在现代化了的时空中，曲阜的“地位”早已经不在了。

     当然，我们说在孔庙旁边建教堂还是有“象征意义”，地标之类的建筑也有“标志意义”。但这些意义早已同承载着“地位”的时空本身的意义并不相同。穆斯林在向麦加方向朝拜时，并不会说因为这个方向“有象征意义”，而就是因为这个方向“有圣城麦加”。所谓的“象征意义”顶多是一种翻译，前提是地点本身的意义被认为是虚假的，“方向”本身并不含有意义，所以在“方向”之外附加了一个象征意义才来理解。我们现在也是用象征意义来理解曲阜建教堂的意义，支持者认为象征着宗教多元和对话，反对者认为象征着文化上的侵略和挑衅。但这些象征意义的呈现恰恰意味着地位意义的失落。曲阜的地位究竟应该是什么？孔子在今日中国究竟该置于何处？这些是更根本的问题。至于基督教堂建与不建，本身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如果孔庙安居其位，在附近为基督教堂找一个位置也并非不可以，甚至要把基督教堂建得那么宏大（据说要建成世界第二大教堂），也未必会被视作一种冒犯——中国传统的建筑并非以高为尊，即便是皇室的屋宇楼阁也多不过两层，只有佛塔是高耸的。教堂建得高大又如何呢？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按照现代的空间结构来看待它们，教堂的宏大才显得是一种挑衅。若是按照传统的逻辑，倒是该多讲讲风水，传统的风水学并不仅仅是追求某种迷信，也包含着对空间之性的读解。而现代的空间只有量而没有性，因此人们就只能以高矮大小来观审，却看不到风水了。

     说到“圣地”或空间的神圣性，或者把儒教同耶教、佛教视作对等的“宗教”，我们已经是在使用西方的、基督教式的概念了。那么我们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教的神圣性或宗教性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我之前随口谈的神圣性大致相当于韦伯所说的“魅”的维度，不是物质的、有形的、现成可见的，而是超越性的意义负载。但除了这样宽泛地来说之外，作为一个宗教概念的神圣性同样是三孔之地所负载的。

     说到中国传统的宗教维度，在我看来，隐藏在史官制度和祭祖仪式之中，“历史”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性的维度。如果说儒教不仅是一种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也是某种宗教的话，那么它就要在某种意义上提供超越性的寄托，就是要把意义的关切突破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之外。基督教是通过彼岸世界的许诺来提供超越性维度的，人们把意义寄托到另一个世界。但中国传统文化却通过史书和“香火”来提供这一维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世的意义被托付给了后代，意义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但仍然还在这个世界中托付，而不是到了彼岸。因此与西方相比，历史的传承和连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在基督徒看来，这个世界的历史顶多只是一个桥梁，通过它抵达彼岸时，此世的时间及其传承就再无意义。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历史不仅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更是终极关怀的承载者。

     因此我说，在对比中西方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拿如来佛祖（为啥也叫祖呢？）、鸿钧老祖、玉皇大帝、孔圣、关爷之类的崇拜对象来同西方的上帝、耶稣、穆罕默德之类的相比较。如果这样一比，发现中国的信仰是多元的可兼容的，你可以既拜菩萨又拜关公，而西方却是排他的，你拜了耶稣就不能拜穆圣。这是对比吗？在我看来这就是比错了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神仙崇拜所发挥的作用，恰恰是现实的而非超越的，人们拜菩萨、拜玉皇，求的都是此生实际的回报，求的是多子多福（为什么要多子？为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是什么？）。这些神仙并不是真正为中国古人提供终极关切的角色，人的超越此生之外的意义并不是由天帝他们保障的，而是由“汗青”、“香火”或“后”来保障的。所以你要是对我说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如何地兼容，如何这个那个都可以随便拜，我只要问一句：祖宗是不是可以随便拜？

     当年西方传教士为了和中国传统礼仪妥协，强调中国人祭拜祖宗只是伦理意义而非宗教意义，这是为了传教方便，为的是让罗马教廷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一些难以放弃的传统仪式，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我们今日的学者如果仍然不加思考地把祭祖仪式划为单纯的伦理活动，那就恐怕要有所错失了。

      阿伦特把苏格拉底看作是西方“沉思生活”的标志人物，这与苏格拉底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有关。在这方面，孔子似乎类似。不过仔细地看，孔子并不是单纯地“不作”，而是“述而不作”，而他述的恰恰就是“史”。孔子的“家史”也是最完整的，孔子在“时间”中的位置，并不是“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一个节点，而是由其家史和中国的历代史书所承续的一条绵延至今的血统和道统。正是这种作为“传统”的时间性，才使得孔氏“宗庙”具有神圣的意义。这和西方的神圣不同，耶稣基督的意义倒是那样一个节点，“公元元年”。如果只是按照这种“公元”的、线性的、中性的时间观来看待孔子，那么三孔之地顶多无非是纪念碑的意义了。

      当然，无论是儒教还是基督教，它们的文化角色绝不仅仅只是提供超越性的维度，事实上，基督教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广泛传播，也决不只是凭借其彼岸和天堂的许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大概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高端路线，针对大学生或知识分子；二则是低端路线，主要以农村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妇女为最大的突破口。那么农村中老年妇女们寻求的是什么呢？是彼岸或天堂吗？恐怕不是。在我看来，基督教能够提供的最大一项吸引力，是一种社群和身份的归属感。这也恰恰就是农村中老年妇女最为缺乏的东西——男人们可以去打工和劳作，孩子们可以去学校，而她们却找不到恰当的归属。而基督教能够最方便地提供这样的社团组织，人们不需要任何技能或门槛都能加入，而且不需要什么共同的旨趣和事业，就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共同活动，集体的、仪式性的活动充实着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而身份的认同则更加强了自己的归属感和存在感。在古代中国，这种归属感是通过宗族血缘的系统来提供的，每个人各安其位，能够在宗室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而这种结构在现代中国被打破了，庞大的宗族消散了，乃至于最小的家庭结构，也由于农民工的出现而支离破碎。人们到哪儿能找到社群的归属感呢？基督教正好乘虚而入。

     所谓传统文化之复兴，首要的一个目的或任务也正是重建社群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最大的方面来说，则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重建。而中国传统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正是通过“炎黄子孙”这一虚构。即便是外族主政，也总要构建出一套炎黄子孙的家谱来才行。但这种共同体的凝聚力是实实在在的，它恰恰是对“祖宗”的尊崇所衍生出来的。首先是因为亲族同胞的亲近感，才能推广到同宗的远亲，乃至推广到所有的“炎黄子孙”，只有人们尊崇自己实际的祖宗，某个虚构的祖宗才能够发挥效力。

     如果说传统已然在每个人现实的时空中丧失了地位，孔子已然成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之外的某种抽象的象征符号，而把这样的“孔子”当作宣传和号召的工具，的确也能够提升民族认同感和骄傲感，但是这样构建出来的凝聚力真的称得上传统文化的复兴吗？——最近在天安门立起的孔子塑像也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作为“象征符号”的纪念碑。它恰恰是把孔子从传统的时间和空间中割取下来，夺走了它原本的“地位”。作为象征标志的孔子塑像不再是在宗庙中被香火供奉的孔子，不再与绵延流传的道统和血统深深牵连，而是成了一个宣传和标榜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