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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公布的关于玻尔与海森伯会面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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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公布的关于玻尔与海森伯会面的文件
编者按: 1941年秋天，海森伯与玻尔在哥本哈根会面。由于当事双方都没有留下记录，其缘由、经过、效果，以及对各自心理与身后声名造成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局限于科学史界内讨论的一桩公案。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问世，引发了公众对这个悬案的普遍关注。为了防止公众的误解，2002年2月6日，玻尔家族决定将存放在尼耳斯·玻尔档案馆中的所有11个有关文件提前解密，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只对极少数研究者开放。从这批文献公布后学术界的不同反应来看，“哥本哈根迷雾”仍然存在。2007年8月，我国研究玻尔的专家戈革教授在生病住院前将所有这些信件译出。考虑到它们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也为了纪念去年底刚去世的戈革教授，我们这里全文刊发他的译文，包括他所翻译的玻尔文献馆馆长芬·奥瑟若德（Finn Aaserud）所写的一个说明。由于原始文献多为并未实际发出去的打印稿或笔录稿，文中个别语句不够连贯，有的文件内容重复，由此也可以体会玻尔在书写或口授这些文件时异常复杂的心情。为了向中文读者提供一个有关这批文献的完整面貌，我们对以上问题未作更多的技术处理。感谢戈革教授的女儿戈疆与北京大学秦克诚先生向我们提供戈革教授的遗稿，秦先生改正了遗稿中的少数笔误。
引言
德国物理学家沃尔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于1941年9月间在被纳粹占领的丹麦对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的一次访问，近来不但在历史学家中间而且在一般公众中成了极感兴趣的话题。特别说来，这种兴趣是受到了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的剧作《哥本哈根》的刺激，该剧把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这次会见当作切入点。特别是，该剧已经重新引起并强化了在科学史家们中间本来就议论纷纷的争论，那就是，海森伯为什么要到哥本哈根来，以及在会见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在争议的过程中，曾经引用过玻尔致海森伯的一封信的稿本，信中谈到了那次会见，但这封信玻尔从未寄出。
这份信稿是由玻尔家族在几年前寄存在尼耳斯·玻尔文献馆的十一份文件之一。这些藏品包括由尼耳斯·玻尔口授或自写的涉及1941年会晤的文件。除了从海森伯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以外，这些文件都是一些信稿或个人笔记，它们从来没有发展成可以付邮或以任何形式发表的定稿。正因为如此，这些文件存入馆内时就附有一个条件，即只有在玻尔去世五十年之后，即2012年以后，它们才能公开。直到现在，可以见到的关于1941年会见的讨论只是尼耳斯·玻尔的儿子奥格·玻尔（Aage Bohr）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战争年代与原子武器预示的前景》（The War Years and the Prospects Raised by the Atomic Weapons）。[1]
为了适应当前的兴趣并避免对信稿内容的不适当猜想，玻尔家族现在决定取消当初订的五十年期限的条件。这些材料涉及的时期是从1957年到1962年。这批材料已载入尼尔斯•玻尔档案馆的网站www.nba.nbi.dk，它们包括原始文件的黑白摹真复制件。通过这样使这些文件可供广大群众所用，我们放弃了一般文献馆向学者们提供资料时的正常做法，即不需要再单独申请了。这一决定是鉴于人们对此的广泛兴趣，也是由于玻尔家族为了避免对文献内容的进一步误解而向大家提供完整文献的愿望。然而这种开放还是受标准版权法的限制的，就是说，在发表引文之前必须获得尼耳斯·玻尔文献馆的书面允许。
玻尔家族提前公开本来受五十年限制的文件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1998年，曾经提前决定公开家庭通信的一部分以及玻尔政治文件的一部分，那些文件见证了玻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为了在各国之间建立所说的“开放的世界”而进行的努力。后面这部分文献包括一份日期为1954年3月21日的文件，玻尔在这份文件中对1941年他和海森伯会晤进行了简单的描述。[2]
海森伯在哥本哈根1936年（尼耳斯·玻尔文献馆藏）
此次公开的文件中的第一份，就是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份信稿，这看来是对海森伯致新闻记者和作者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的一封信的直接反应。海森伯在自己的信中描述了他在1941年和玻尔的会晤。容克在他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一书的较晚的版本中发表了该信的摘录，原书起初于1956年以德文出版。玻尔的信稿是在玻尔去世几年以后在他本人所藏的该书1957年的丹麦文版中发现的，也就是第一次发表海森伯致该书作者的信件的摘录的那一版。
此次公开的文件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单独一份文件（文件1），即在容克的书中发现的信稿。此稿写于1957年末或1958年初。第二类包括玻尔为1961年12月5日海森伯的六十寿辰而写的几封信稿（和海森伯一封来信），各件只涉及到1941年会晤的一些周边问题。这一类中共有四份文件：两封祝寿的信稿（文件2和文件3）、海森伯的回信（文件4）以及对海森伯来信的感谢信。顺便说一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已对学者们公开的《尼耳斯·玻尔科学通信》（Niels Bohr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BSC）中包含另外一份向海森伯祝寿的信稿，其内容和此次公开的信稿颇为相似。BSC中还包括一份祝寿电报，其日期是1961年12月4日，看来这是玻尔实际发出的唯一的祝贺，从而也是得到海森伯回复的唯一文件。其余两类包括致海森伯的手写笔记（文件6、8和9）和信稿（文件7、10和11），似乎全都是在玻尔一生的最后两年写成的，而且全都或详或略地涉及1941年的会晤。
我们按编年次序排列各文件的尝试不见得准确，此外各文件的内容也应慎重对待，所有的文件都是在所描述事件的16年或更久以后写成的。另外，如上所述，所有出自玻尔之手的十份文件都是草稿和笔记，这就使它们很难诠释。最后，即使这些文件显示了玻尔自己对回忆1941年会晤时所发生的情况的真实兴趣，它们大多数乃至全部都是作为对别人的作品或问题的反应而写出的，因而并不反映玻尔在当时的主要兴趣和活动。会晤日期的不断记错证实了这一点，有两份文件存在不止一份文本。
尽管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复制在这里的却只有文件5的两种文本中的一种和文件11的三种文本中的两种。在原始文件中被抹掉的段落没有誊录或翻译，它们可以在文献馆的网站上找到。在誊写本和译本中，打字稿中的手写增改和手写本中的另一笔迹的增改都已用尖括号“<>”标出。在少数几处，为了容易理解，增加了少量的字句，这些都已用方括号“[]”标出。少数笔误已经改正，特别是“外才克尔”（Weizsäcker）一名的拼法。
1962年海森伯在哥本哈根在玻尔和沃尔夫冈·泡利之间（尼耳斯·玻尔文献馆藏）
英译本由尼耳斯·玻尔文献馆的菲利希提·泡尔斯（Felicity Pors）和芬·奥瑟若德（Finn Aaserud）在和安德鲁·D·杰克孙（Andrew D. Jackson）及卡恩·耶耳维德（Karen Jelved）的合作中译出。正如在任何翻译中一样，对应字句的适当选择是困难的，特别是因为这些文件都是未定稿的信稿和笔记。因此，尽管在翻译中倍加小心，我们还是强烈提议参考原始的文件。
1953年摄于希腊。海森伯为尼耳斯·玻尔，马格丽特·玻尔、伊莉莎白·海森伯及其女儿摄于希腊式柱子之前。
文件1
玻尔致海森伯的未发信稿。
玻尔助手奥格·皮特森（Aage Petersen）的笔迹。
无日期，写于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丹麦文本1957年出版以后。
共三页。
亲爱的海森伯，
我见到了一本书，那是近来用丹麦文出版的罗伯特·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你，我在你致该书作者的信中看到你的记忆这样误导了你是何等地吃惊，该信的摘要印在丹麦文书中。
就我个人来说，我记得我们会谈的每一个字；那次会谈是在我们丹麦这边的极其悲惨和极其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特别是，给马格丽特和我以及研究所中听见过你们两位的谈话的每一个人都留下的强烈印象就是，你和外才克尔表达了你们的确定信念，认为德国必将胜利，从而我们仍然抱着战争会有另外一种结果的希望并拒绝和德国合作的建议是愚蠢的。我也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在研究所中我的房间里的那次谈话；在那里，你那种含糊其辞的谈话方式只能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在你的领导之下，德国正在为发展原子武器做一切事情。而且你提到，用不着讨论细节，因为你对那些问题完全清楚，而且在以往两年中或多或少是在为此作准备。我默默地听了这些话，不能置一辞，因为这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不管我们二人有多么好的私交，我们还是必须被认为是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双方的代表。至于你在信中所说的我的沉默和严肃可以认为是听你谈到能够制成原子弹时的一种震惊的表示，那却是很奇特的误解，其原因想必是你自己心理上的高度紧张，在那时的三年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慢中子只能在铀235中而不能在铀238中引起裂变；从那时起，我当然已经清楚，通过铀同位素的分离就可以制成具有某种效应的炸弹了。1939年6月，我甚至在伯明翰发表了一篇关于铀裂变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我谈到了这种炸弹的效果，当然我也随即指出了，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将会很庞大，以致人们不知道它们要多久才能完成。如果我的举止有任何可以被认为是“震惊”的因素，那并不是来自你的报告而是来自那一消息，即德国正在加紧地加入首先制成原子武器的竞争。
另外，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英国和美国已经在这方面走了多远，只有在下一年，当我得悉德国在丹麦的占领当局已经准备逮捕我而我成功地去了英国时，我才知道那些情况。
所有这一切，当然只是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那次会谈的一种解释；那次会谈后来很自然成了研究所中以及丹麦的可以信任的朋友们中间的讨论主题；至于我对你和外才克尔的个人印象，那当然是另一个问题，在那时和以后我都明白你们的好意，你和外才克尔安排了那次德国研究所中的演讲会（那是我在原则上不能出席的），以及你们来访问我，是为了要确切知道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并在我们那种危险处境下尽量帮助我们。
这封信的内容基本上只有我们二人知道，但是鉴于容克那本书已经在丹麦报刊上引起激动，我曾想过，把信的内容告诉丹麦新闻总署和杜克维茨大使也是合适的。
文件2
玻尔致海森伯祝贺其六十寿辰（1961年12月15日）的信稿，未付邮。
马格丽特·玻尔（Margrethe Bohr，玻尔夫人）的笔迹。
无日期。
共两页。
亲爱的海森伯，
在你可以回顾你在为物理科学服务方面的如此丰富的毕生工作的寿辰之日，马格丽特和我向你多多地致以衷心的祝贺。特别是，我想起了你当年（那时我们很高兴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中有你这样一位同事）的一切成就；我已经在你将于寿诞之日收到的祝寿册中写了一些关于那时的回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忘掉从那以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那些事情中你总是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大家都曾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你近年来的工作，并且盼望当你像在布鲁塞尔告诉我的那样在明年春季来访问哥本哈根时能够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我也希望那时我们能够有机会更详细地互相谈谈在战争期间发生的那些事情；并于那些事情，已经有许多的团体组织向我打听过，他们对那些多事的年月中的情况的很大历史兴趣正在增长中。
祝你还将更有成果地工作许多年，我们谨向你和伊莉莎白以及孩子们致以热烈的祝愿。
文件3
玻尔致海森伯祝贺其六十寿辰的信稿，未付邮。
打字本。
共一页。
30.11.61
亲爱的海森伯，
在你六十岁寿辰之际，你可以回顾毕生的工作，它对我们时代的物理科学之发展作出了如此丰富的贡献，我们哥本哈根的所有的人都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贺。特别是，我想起了当年很荣幸地有你在哥本哈根和我们共事时你取得的一切成就，而且在你将在你的寿辰收到的庆寿册中我试着写了关于那时的一些回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忘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在那些事情中曾经起了如此主导的作用。我们全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注意了你的那些大胆想法，而且都在盼望着你能像在布鲁塞尔告诉我的那样在春天来哥本哈根访问时，能够听你谈到关于那些想法的更多的情况。
近几年来，我已经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历史的问题，而且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作为一种初步的努力，我刚刚完成了我关于卢瑟福以及他的原子核发现所导致的发展的回忆的论述，我希望不久就能把这些论述寄给你。
我希望，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们能有机会谈谈多少年来我们的经历，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当时各国之间的长期隔离曾经引起了关于各种事件和努力的不同看法。
马格丽特和我谨向伊丽莎白和你及你们的孩子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且最热烈地祝愿你们有许多幸福的年月。
你的忠实的
文件4
海森伯致玻尔，感谢玻尔祝贺其六十寿辰的电报（见BSC）。手写本。用的是海森伯的私人信笺。另一份为收信后的打字本。共两页。
22.12.61
亲爱的玻尔，
请接受我的衷心感谢，感谢你的祝寿和关于量子力学之创生的文章；该文使我如此鲜明地回忆起了在你的研究所中度过的那些奇妙的岁月以及我曾经得以从你那里学到的一切东西。从那时起，物理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像近来在布鲁塞尔那样重新参加不同意见的论战并仔细权衡相互矛盾的那些论点，简直使我大有生疏之感。这也许和三十年前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做法是一样的。青年物理学家们用惊讶的眼光注视着这种讨论，因为他们或许已经熟悉了一种想法，那就是，只要把足够多的物理学家放在足够大的机器上，所有的问题最终总会得到解决。但是这封信并不打算写成一首挽歌，相反，我十分欣赏布鲁塞尔的那次讨论，特别是因为你也出了席。顺便提到，在那以后我曾有过特别的高兴之事：我在Aix en Province和布鲁塞尔与萨拉姆等人有过不同看法的Σ粒子和L粒子的相对宇称，在此期间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测量过了，结果是奇数，正像丢尔（Dürr）的计算和我的计算所得出的那样。于是，我们现在开始理解那复杂的基本粒子谱了。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而且希望你在过年时能够因为见到全家，见到孩子们和孙儿、孙女们而欢喜。
谨和伊莉莎白及孩子们一起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
沃尔纳
文件5
玻尔致海森伯的信稿，未付邮。有一份相同的打字本，不包括手写的增文（< >）和删去的字句。此文件还包括手写的一页，为尼耳斯·玻尔的助手约恩·卡耳卡尔（Jørgen Kalckar）的笔迹。共两页。
亲爱的海森伯，
谢谢你亲切的来信。对我来说，能够在你的祝寿册中稍尽微薄之力试图重述当年的一些记忆，<1，2>，是我的一件乐事。以我这种年龄，越来越多地想到我们当年全都经历过的那些巨大的探险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正如我在布鲁塞尔告诉过你的那样，我发表了一篇卢瑟福纪念演讲，描述了关于卢瑟福本人以及他的原子核发现所导致的发展的那些回忆，我希望不久就能将演讲辞的抽印本寄给你。
在目前，我受到各方的邀请，正在忙着写一篇文章来描述核物理学在我们大家在上次战争中不得不度过的那种黑暗时期中所起的作用。由此，正如在其他的历史考察中一样，我也感到了对许多人参加过的一些事件形成一种准确的印象是何等困难。我希望我们<很快>就有机会更详细地谈谈这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你和外才克尔在194<1>年来哥本哈根访问的情况；关于那次访问的背景和目的至今还有人向我问起呢。
马格丽特和我祝你及全家新年快乐。
你的忠实的
（1）你对当时的讨论和我们在布鲁塞尔的索耳威会议上所经历的讨论进行比较的那些话使我感到很好玩，但我也同意二者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另外，听说最近的实验已经对你关于Σ粒子和L粒子的相对宇称的结论作出了肯定的证明，我们全都深感兴趣。我们期望当你在春天来到哥本哈根时能够听到更多的你的总的看法。（2）
文件6
马格丽特·玻尔手写的笔记。无日期，共两页。
1942年秋季和德国物理学家们的谈话。
海森伯和外才克尔通过德国当局的安排，在德国占领军在哥本哈根设立的德国研究所组织了一次会议。只有不多几个丹麦人出（席）了那次会议，其中没有哥本哈根理论物理学研究所的任何一流的物理学家。然而在那几天中，海森伯和外才克尔访问了本研究所，并且和克里斯蒂·摩勒（Chr. Møller）及玻尔谈了话。
在和玻尔一次谈话的过程中，海森伯说他正在为原子能的释放而工作，并且表示他确信战争将取决于这种手段，假如战争不是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结束的话。海森伯直言不讳地说，他不愿谈论技术细节，但是玻尔应该理解，他很懂得自己所谈的问题，因为他已花了两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玻尔克制自己，不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他明白这是很重要的消息，他有责任设法向英国人通报此事。
在和摩勒的交谈中，海森伯和外才克尔试图说明，丹麦人民，特别是丹麦物理学家对待德国的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和站不住脚的，因为德国的胜利已经可以打保票，反对和德国合作的任何抵抗只能给丹麦带来灾难。在和摩勒的一次交谈中，外才克尔进一步谈到了海森伯的工作对战争这么重要，这是何等的幸运，因为这就意味着，在预期的伟大胜利之后，纳粹将对德国的科学努力采取一种更理性的态度。
文件7
玻尔致海森伯的未完信稿，未付邮。
马格丽特·玻尔的笔迹，有奥格·玻尔手写的尼耳斯·玻尔的改正（< >）。
末页可能是文件8的续页。
无日期。
共三页。
亲爱的海森伯，
近年以来，我曾经收到许多方面的许多请求，要我提供关于自己的经历的资料。例如，像许多别的人那样，我曾经被邀参加一些努力，提供并保存一些将会有助于阐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发展的资料，为此目的，华盛顿的科学院已经选定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同样，我也接到一些委员会的[请求]，那些委员会是为了考察各种有助于说明将原子物理学的结果应用于军事目的的准备工作和讨论的档案资料而在各国成立的。特别是，我也收到许多关于你和外才克尔在1941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的情况的咨询。
这些论述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发表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常常被问起的是你和外才克尔在1941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的背景和目的。这是我很难回答的，因为你从咱们在梯斯维里（Tisvilde）的谈话（包括战后不久以及你和你的家庭夏天在Liseleji的停留这两次）可以知道，（我）对此次访问的印象和你在容克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同。我对谈话的过程记得相当清楚，在谈话过程中当（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你告诉我说，如果战争持续得足够久，它会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胜负，而我又未曾感觉到哪怕是一丁点暗示，表明你和你的朋友们正在其他方面努力，当时我当然采取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当时我与英国及美国的任何联系都完全被割断，对在那些地方已经开始的巨大努力毫无所知。因此，在我逃离丹麦以前，对那些已经开始的巨大努力毫无所知。
这一切怎样凑在一起的呢？很明显的是，在战争过程中，像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一定会逐渐失去对德国胜利的信心而逐渐变成对失败的确信。从而我可以理解，也许你最后对你在战争的头几年中所想的和所说的那些东西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无法想象，在像1941年那样如此大胆地安排的会见中，你竟会忘了在这方面和德国政府当局安排了些什么，而其他各国政府的兴趣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因此我非常希望，通过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你能对澄清我们大家都极感尴尬的问题做出贡献。
<整个问题>
文件8
手写的笔记。
最初几个字和最后几个字以及一些为了清晰而重写过的字是马格丽特·玻尔的笔迹（< >），其余的是尼耳斯·玻尔的笔迹。
无日期。
“（1）－（2）”是奥格·玻尔的笔迹；它可能是表示文件9末的段落应插在此处。
文件7的最后一页可能是此文的继续。
共一页。
<受到紧急问题的催促，我曾纳闷>你们得到哪个警方当局的批准，向我谈起这样一个被如此巨大的秘密所笼罩而又包含着如此巨大的危险的问题。（1）－（2）很久以后，当战争走上了和你及外才克尔在当时如此有信心的轨道大不相同的轨道时，因森（Jensen）在我逃离丹麦前不久的那个夏天[？]曾途经哥本哈根，和我谈到了在挪威增加重水产量的努力，并且联系此事暗示说，德国物理学家考虑的只是一般技术能量的产生。这一次，我的发言仍然是很<谨慎的>，一方面是考虑到从德国传出的日益加强的关于新武器的谣传，一方面是因为我所处的非常危险的局势，我受到盖世太保的不断<骚扰>，以及即将被逮捕的感觉，<我在最后一刻逃脱了这次拘捕。因此，我的问题是>
文件9
尼耳斯·玻尔口授、奥格·玻尔笔录的笔记。
无日期。
共三页。
致海森伯的笔记
我一到英国并得知美、英的巨大准备工作后，我自然必须
当我在1943年来到英国并得知美－英的巨大准备工作时，德国到底走了多远自然对物理学家和政府当局都成了最重要的问题。我有机会和英国情报单位及英国政府成员彻底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当然汇报了我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包括我在你和外才克尔的访问中以及在因森的访问中得到的印象。
当战争接近尾声而德国的处境变得日益困难时，关于德国会在原子武器的制造方面取得成功的恐惧很自然地就减小了，而在战争期间对德国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也不存在了。
在这方面，我也曾被人问起你的哥本哈根之行是怎样安排的，以及你得到怎样的授权来对我谈起被如此巨大的机密所笼罩而且涉及如此巨大的政治问题的一个问题。
至于因森在1943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战争在那时已经走上了和你及外才克尔在1941年所表示的信念大不相同的道路。因森描述了在挪威增加重水生产的努力，并且联系此事提到，在他和别的德国物理学家们看来，那只是一个原子能的工业应用的问题。然而在那时，我必须十分小心和不轻信人，一方面是由于有关德国新武器的谣传，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德国警方不断监视下的困难处境。
当然，引起公众对所有这些与战时有关的东西如此强烈的兴趣的，还是你发表在容克的书中的表白。
当我，特别是在容克的书出版以后，关于该书我不仅曾受到许多不同国家中的同道们的询问，而且特别是作为对档案材料的一次全面考察的结果，
我想起你在这方面曾经说过，你当时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是你自己曾经如此密切地联系到这个问题工作过，从而
（1）（由于我在后来的年月中通过和秘密情报机关的反间谍工作的联系而获得的丰富经验，我充分理解这些询问的原因。）（2）
文件10
玻尔致海森伯的未完信稿，未付邮。
马格丽特·玻尔的笔迹。
无日期，但时在玻尔收到他的1962年3月15日卢瑟福纪念演讲的抽印本以后。
共五页。
亲爱的海森伯，
现寄上一份卢瑟福纪念演讲的抽印本，在这篇演讲中，我试着谈了一些关于由原子核的发现而引起的发展的回忆。正如你在我为了庆贺你的六十岁寿辰而写的那篇小文章以及我的索尔威会议五十周年纪念的开幕辞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在近几年中曾经在物理学的历史研究方面花了不少工夫，这种研究现在很偶然地被由华顿顿科学院和卡内基基金会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接了过去，其用意是，在将来的几年中，领导这一计划的库恩（Kuhn）将在哥本哈根有一个基地，包括一个秘书组和一个档案馆。
在我为这些事而忙碌的期间，我当然多次感到了对一些发展作出准确叙述的困难，那些发展有许多不同的人士曾经参与。而且我的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就是如何准确地描述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在原子能的计划方面的那些事情。在这方面，已经有多方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而且有些国家的政府甚至已经开始利用现有的档案来进行考察了。
同样，在不同的国家中也已经建立了一些委员会，来设法弄明白在把原子物理学的结果应用于军事目的之前所做的那些讨论和准备，而且我也受到各方面的咨询，特别是要求知道你和外才克尔在1941年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的安排和目的。
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正如你从我们二人在战后的交谈可以知道的那样，我对访问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和你在容克的书中所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们这些当时在哥本哈根的人在德国占领期间都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如此困难和如此危险的地位。在我们看来，那次访问是一个必然会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一种十分不寻常的印象的事件，从而我就仔细地记录下了在我们的交谈中所曾说过的每一个字。在交谈中，由于我们一直受到德国警方监视的威胁，我不得不采取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我所想到的不仅仅是当时你和外才克尔所表示的对德国胜利的那种强烈信心，那是和我们的希望不合的；我想得更多的是，在战争的进程中，你们的信心是怎么不得不变得不那么强烈，而最终相信了德国确定会失败。因此，如果在情况不断变化的背景上，你们觉得难以跟随一年一年变化的德国方面的言论，那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当你在交谈的开始突然告诉我说，如果战争持续得足够长久则其结果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时，我当时的印象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对这种说法完全不置可否，但是或许因为你认为这是一种怀疑的表示，你就谈到在前几年内你已经几乎全力从事这种问题的研究，而且完全相信事情一定能做成，而你并没有给出一丁点暗示，说德国科学家们正在如何阻止此事。
在1943年去挪威参加增加重水产量的工作而途径哥本哈根时，因森确实作出过这样的暗示，但是由于他自己的使命和不断增强的关于德国新武器的谣传，我在自己越来越危险的处境下当然对此是很怀疑的而且极度谨慎。只有在几个月之后，当我为了逃避迫在眉睫的被德国人逮捕而逃到瑞典并到了英国后，我才听到了关于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在进行的巨大准备工作以及它已经达成的情况。关于德国人在这方面已经走了多远，当时不仅是物理学家们很关心的问题，而且是各国政府及其情报机关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因此我就不得不把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所有经历特别是你和外才克尔以及因森来访时的情况告诉那些机关和政府方面的某些人士。这就引起了对照着他们所得到的情报从这些交谈能够得出什么结论的透彻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以及在后来的一切查问中所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那次访问是怎样安排的以及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人们特别想知道，这样一件危险的、具有巨大政治重要性的事情，是怎样以及得到了什么样的授权才能对一个被占领的、充满暴力的国家中的某人提及。
文件11A及B
玻尔致海森伯的未完信稿，未付邮。
三种版本中的前两份：奥格·玻尔的手写本（标了页码的五页纸）和打字本（标了页码的三页纸）。
无日期。
亲爱的海森伯，
很久以来我一直打算就一个问题给你写信，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断地接到许多方面的探问。问题涉及的是1941年秋天你和外才克尔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正如你从战后头几年我们的交谈中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在哥本哈根得到的关于那次访问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印象和你在容克的书中所表示的印象大不相同。我给你写信的具体原因是，战争期间的原子能计划的整个问题，在英国已经成了根据政府档案（包括情报部门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彻底研究的一个课题。在这方面，曾经有人和我就我与整个计划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谈话，在谈话中也提到了与你在1941年的访问有关的一些问题。因此我想，最恰当的办法是，对于我们这边对那次访问的感受，设法给你一种尽可能准确的印象。
尽管我们意识到，在那次访问的背后有你们的一个良好意愿，想看看我们在德国占领的危险处境下在哥本哈根日子过得如何，并希望看看你们能够向我们提出什么忠告，但是你想必也明白，对于我这种把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德国纳粹失败上的人来说，当时会见你和外才克尔并和你们这种人交谈是把我们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你和外才克尔那样强烈地表示了对德国战胜、以及那种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的信心。当然，我们也理解，对你们来说，要记下你们自己在战争的不同阶段的所想所说，可能是困难的，因为战争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使你们对德国胜利的确信不得不逐渐减弱，最后以认定战败告终。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是我们在研究所中我的办公室里的那次谈话。在那次谈话的过程中，由于你提出的话题，我在心中仔细记住了说过的每一个字。不能不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是，你在一开始就谈到，你感到确定的是，如果战争持续足够长久，则其结局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我当时对正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准备工作毫无所知。当我也许显得对你的话有些怀疑时，你接着说，我必须理解，在那几年中，你几乎是尽全力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毫不怀疑它一定能成功。因此就我来说很难理解的是，你竟然认为你曾经暗示过我说德国物理学家将尽力阻止原子科学的这种应用。那次交谈是很简短的，在交谈过程中，我当然是很谨慎的，但是我对交谈的内容却想得很多。而且我的警觉因为听到研究所中别人的说法更加强了；他们说，外才克尔曾经谈到你们能够在协助战争取得胜利上起很重要的作用，这对胜利以后科学在德国的地位是多么幸运。
在你给容克的信中，也提到了因森在1943年去挪威参加增加重水产量的努力的途中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确实，因森曾对我们强调说，这件工作仅仅以替工业生产能量为目的，但是，尽管我们倾向于相信他的真诚，我们对他本人对德国的全部努力到底了解多少则一点也不能肯定。在那些年中，经常有一些德国发布的关于新式决定性武器的声明。在和因森的会见中，由于德国警方日益增长的监视，我也同样地小心谨慎。
当我在1943年秋天为了躲避迫在眉睫的逮捕而不得不逃到瑞典并从瑞典去了英国时，我才首次知道当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美－英原子计划。德国在这方面已经走了多远，不仅是物理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府和情报机关关心的问题，我被卷入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再次讲了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所有经历，与此有关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政府对你究竟给予了什么样的授权，使你能够向一个被占领的敌国中的某人提到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后果、如此危险的一个问题。但是，这种讨论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当时已经十分清楚，根据情报报告，在战争结束前在德国进行如此巨大的工作是绝无可能的。
已经写了这么多，为的是使你对情况了解得尽可能清楚。我希望，在有机会时我们能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文件11C
玻尔致海森伯的未完信稿，未付邮。
三种版本中的第三份，有马格丽特·玻尔笔迹的增订（< >）和删节。
下加横线的标题是奥格·玻尔的笔迹。
标有页码的三页纸。
信稿
从未写完
NB决定不再写
26.3.1962
亲爱的海森伯，
很久以来我一直打算就一个问题给你写信，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断地接到许多方面的探问。问题涉及的是1941年秋天你和外才克尔对哥本哈根的访问。正如你从战后头几年我们的交谈中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哥本哈根得到的关于那次访问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印象和你在容克的书中所表示的印象大不相同。我给你写信的具体原因是，战争期间的原子能计划的整个问题，在英国已经成了根据政府档案（包括情报部门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彻底研究的一个课题。在这方面，曾经有人和我就我与整个计划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谈话，在谈话中也提到了与你在1941年的访问有关的一些问题。因此我想，最恰当的办法是,对于我们这边对那次访问的感受，设法给你一种尽可能准确的印象。
尽管我们意识到，在那次访问的背后有你们的一个良好意愿，想看看我们在德国占领的危险处境下在哥本哈根日子过得如何，并在德国占领下<我们>的危险处境中<试图帮助我们>，但是你想必也明白，<对于我们>这些把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德国纳粹失败上的人来说，当时会见你和外才克尔并和你们交谈真是一种很困难的处境，你们这些人是那样强烈地确信德国会胜利以及那种胜利会带来的后果，〈从而如此真诚地劝告我们不要对和德国当局合作保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当然，我们〈全都〉理解，对你们来说，要记下你们自己在战争的不同阶段的所想所说，可能是困难的，因为战争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化，使你们对德国胜利的确信不得不逐渐减弱，最后以认定战败告终。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是我们在研究所中我的办公室里的那次谈话。在那次谈话的过程中，由于你提出的话题，我在心中仔细记住了说过的每一个字。不能不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是，你在一开始就谈到，你感到确定的是，如果战争持续足够长久，则其结局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当时<我>对正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准备工作毫无所知。当我<没有回答并且>也许显得对你的话有些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那几年中，你几乎是尽全力研究这个问题并且<确信>它一定能成功。<另一方面，你并没有暗示过，德国物理学家正在做出努力>，阻止原子科学的这种应用。那次交谈<由于我的谨慎态度是很简短的，>但是[我]对交谈的内容却想得很多，而且我的警觉因为听到研究所中别人的说法更加强了，他们说，外才克尔曾说过，你们能够在协助战争取得胜利上起很重要的作用，这对胜利以后科学在德国的地位是多么幸运。
在你给容克的信中，也提到了因森在1943年去挪威参加增加重水产量的努力的途中对哥本哈根的访问。确实，因森曾对我们强调说，这件工作仅仅以替工业生产能量为目的，但是，尽管我们倾向于相信他的真诚，我们对他本人对德国的全部努力到底了解多少则一点也不能肯定。在那些年中，经常有一些德国发布的关于新式决定性武器的声明。在和因森的会见中，由于德国警方日益增长的监视，我也同样地小心谨慎。
当我在1943年秋天为了逃过迫在眉睫的逮捕而不得不逃到瑞典并从瑞典去了英国时，我才首次知道当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美－英原子计划。德国在这方面已经走了多远，不仅是物理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府和情报机关关心的问题，我被卷入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再次讲了我们在哥本哈根的所有经历，与此有关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政府对你究竟给予了什么样的授权，使你能够向一个被占领的敌国中的某人提到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后果、如此危险的一个问题。但是，这种讨论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当时已经十分清楚，根据情报报告，在战争结束前在德国进行如此巨大的工作是绝无可能的。
我已经写了这么多，为的是使你对情况了解得尽可能清楚。我希望，在有机会时我们能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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