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 第6期（2005）：

科技与社会

出席罗素国际科学会议概述

周培源*

应罗素先生的邀请先后到达加拿大帕格沃什（Pugwash），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10个国家的科学家共有23人，计苏联3人，澳洲1人，奥地利1人，加拿大2人，法国1人，英国3人，日本3人，波兰1人，美国7人，中国1人。23人中绝大多数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其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就有3人。本来被邀请的学者还要多；如果他们都出席，则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可达到10人。由于工作或健康的关系，许多人未能到会，而其中不来出席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会议的性质有怀疑。由于这个会议反对核子战争、反对试验核子武器并讨论核子武器对人类的危害等政治性问题，因此美国与西德的科学家多人不敢前来参加。虽然是这样，美国居然能有7人出席，而7人中尚有一位遗传学家也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是和美国中部一位资本家伊顿（Eaton）有很大关系。他生在帕格沃什，在加拿大政府中有很大力量。由于他向加政府的推荐，会议才能如期举行。一般来说这次会议是成功的。虽然对会议的决议到了最后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人）临时表示不愿意签名，但是政治、经济、思想情况很不相同的科学家们对于停止核子武器实验、核子战争对人类的威胁、要求永久消灭战争等基本问题，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非常难得的。特别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次会议是新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能和美国的科学家面对面地谈问题。虽然我和他们7人中的两个人有尖锐的斗争，但是这次会议使彼此能有机会在一起讨论问题，交换意见，致使我们的看法在他们的思想上起了波动。

我现在把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分成下列三部分汇报：（1）会议的经过、决议与收获；（2）对各国科学家思想情况的认识；（3）参加这次会议的个人体会。

一 会议的经过、决议与收获

许多科学家是于七月五日到达帕格沃什的。英国的鲍威尔(Powell)教授、美国穆勒(Muller)教授和我则于七月六日抵达。当天下午我们已到的约20人就开了一次预备会议，请大家对会议的要求和禁止核子武器、停止核子武器实验等问题表示意见。正式会议则是七月七日（星期日）下午开始。罗素先生因健康问题未能出席，故会议由鲍威尔主持。先由伊顿致简短的欢迎辞，继放送罗素先生对会议期望的录音讲话（见附件1[①]）。之后英国罗特布拉特（Rotblat）教授作关于放射性对人身及遗传的危害性的综合报告。在他报告之后，法国、美国、苏联等国的科学家都作补充发言。从七月八日起，除七月九日上午大会休会半天外，每天上下午均有全体会。几乎每次大会都有中心发言人，其他科学家做补充发言。例如，鲍威尔曾在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发言，美国拉宾诺维奇（Rabinowitch）作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发言等等。会议除进行全体大会外，主席提出组织三个小组会同时进行的建议，也获得到会科学家的一致拥护。这三个小组分别讨论了“核辐射的危害性”，“核子武器的控制”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最后主席又组织了一个“会议决议起草小组”，把三个小组的决议，归纳起来变成一个总纲。三个小组的决议、总纲，经过大会讨论之后，并经过文字上的修改，于七月十日晚十二时之后表决通过，到此会议才全部结束。七月十一日晨绝大部分科学家离帕格沃什到蒙特利尔（Montreal），转道返国。

在这一次会议的决议（见附件2）中，毫无疑问最重要的部分是辐射危害性小组的决议。核子战争要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是举世一致的认识。但是关于核子武器试验对人类的危害性，则西方国家政府的御用科学家与一般公正的科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试验对人类的健康影响不大，故支持政府核子武器的试验，而公正的科学家们则认为核子武器试验对人类的危害性不能忽视，因此反对试验。在这一次会议上，苏联、英国、日本与美国科学家们关于核子武器危害性的估计，获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而这个估计和西方政府御用科学家的说法亦相差不多。但是会议仍决定要立刻停止核子武器试验、停止军备竞赛、逐步建立军备控制制度、消除国际紧张气氛并须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以期逐步达到世界持久和平的理想。理由是过去六年的核子武器试验，将使今后30年内全世界的人民多出百分之一的败血症与骨癌的病情，即在今后由于天然环境中的辐射影响所产生的1000万个这类病情中将有10万个是由于核子武器的试验而产生的。而这个数字可大可小；在某些地区由于放射性物质降落的密度较大，受害的人数将较多。此次到会的科学家们又指出，辐射对人身体质（somatic）与遗传（genetic）的危害性不见得存在着如西方政府御用科学家所主张的“阈效应”（threshold effect）（按阈效应的说法，在某种限度辐射量之上，辐射在人身体质与遗传上才产生影响；在这个限度——阈——之下，则不产生影响）。

他们认为不论辐射量多么小，它对人身体质与遗传都会产生坏影响，而这个影响是和人身积累的辐射量成正比的。这样来看，核子武器的试验仍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性。在这里又必须指出：辐射对儿童的危害比对成人的要大得多；再辐射在遗传上所引起的突变（mutation）则有变坏的极大可能，而极难变好。又因辐射在遗传上所产生的坏影响，要延长下去好几代，它的后果故不堪设想。科学家更严正地指出：到现在为止的核子武器试验给全世界的危害性并不算大，但是核子武器试验以后如果增多，则灾难性将大增；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核子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核子武器试验将导致核子战争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必须立刻停止核子武器试验，禁止核子武器并永久地消灭战争。

这个辐射危害性小组的负责人是英国罗特布拉特教授，小组所讨论的问题科学性比较强，争论也比较多，小组的结论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关于核子武器的控制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两小组的决议在大会中讨论比较少，决议内容也比较抽象。前一个小组是由一个美国法律学家、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副院长开佛斯（Cavers）主持。决议号召国际间须松弛紧张空气并建立人民之间的信任，停止军备竞赛，建立武器管制制度以及立刻停止核子武器试验等等。后一个小组是由另一位美国科学家拉宾诺维奇负责召集。在这个小组会上提出的决议是比较空洞的，而这位召集人有极浓厚的反苏反共情绪（在下一节中再较详细地叙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样一个题目的重要性对我们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能理解的。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科学工作者、人民与政府都是在一条线上；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三者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帝国主义者在西方的国家里故意造成核子战争的恐怖，有些老百姓不理解，误认为今天世界有这样大的恐怖，主要是由于科学家发明了原子能所造成，因此有许多科学家还常收到老百姓谴责他们的来信，把制造世界紧张空气的责任放在科学家身上。这个小组的决议也有其正面的一面，如提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的巨大意义，这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或灾害；我们必须消除战争，必须不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国际间的纠纷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小组召集人是一位白俄，决议中带有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隐蔽的思想实质。不过从表面上看来，这个决议是冠冕堂皇的；如果不了解拉宾诺维奇的思想，则很难看出决议阴暗的一面。

在这三个小组会中，每个小组都有苏联的代表参加。小组会的成员主要是由主席鲍威尔先生指定，科学家也可以自愿参加。小组会的会议是和大会并行前进的。我是参加了大会而未参加小组会。总的来说，大会决议的总纲领是由英国鲍威尔先生起草，讨论的比较深入，文字上的修改也比较仔细。最差的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小组的决议，它几乎是拉宾诺维奇一个人包办的，到了最后的那一天大会也没有时间好好讨论。关于将来举行同样性质的国际科学会议，大家未有一致意见。为了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四人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有苏联1人，美国1人，英国2人（其中一人为鲍威尔）。

二对各国科学家思想情况的认识

这次到会的10个国家的科学家，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而没有中立国家如印度的科学家到会，他们也有人被邀请而未前来参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苏联、波兰与中国的科学家出席。苏联代表团的团长为苏联科学院秘书长托普切夫（Topchiev）院士，他是一位化学家；代表团的另两位成员是苏联和平理事会主席，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所长斯科贝尔琴（Skobeltzyn）院士和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库金（Kuzin）教授，此外尚有一位翻译同志。他们三位代表苏联科学家出席关于停止核子武器试验与禁止核子试验的国际科学会议已非一次，故在这些问题上和在这种场合已有很多的战斗经验。苏联代表团的表现比较严肃，一般不多说话。在大会上他们的发言虽然比较少，但是受到了其他国家科学家的尊重。托普切夫院士只在预备会议上对立即停止核子武器试验与裁军问题，表达了一点意见。他含蓄地指出国际间常因提出一个建议，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而又反悔以至不能获得协议。在正式会议上他未发表重要意见。斯科贝尔琴院士则在大会上严正地谴责西方国家武断地假设苏联要首先发动核子战争的谬论（见附件3），并指出人民需要和平的意志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来说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他特别地强调：我在预备会中所提出的全中国人民强烈地反对战争的感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一代表库金教授在大会上作了对辐射危害的补充发言。估计他们在小组会上也曾作出重要的贡献。

出席会议的波兰科学家为唐尼许（Danysz）教授。他以前曾在英国鲍威尔教授处工作过，并曾与物理研究所戴传曾同过学。他现在是苏联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在会上他未表示过意见。

英国有三位物理学家出席会议。鲍威尔教授与柏贺浦（Burhop）博士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们都于去年四月来过北京参加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理事会议。鲍威尔教授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在美国科学家在会议中“大放大鸣”的情况下他居然会把会议领导的很顺利并获得比较一致的决议是很不容易的。通过这次会议他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才干。但是他也有主观主义的一面。他当着我的面要我们邀请澳洲的一位奥立芬德（Oliphant）教授来我国访问，使我很难作肯定的表示。相反地柏贺浦博士则比较的稳重。他自己很谦虚，表示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不算会议的代表，故未在决议书上签名。会议的一些内部情况都是他对我说的。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是伦敦大学的罗特布拉特教授，他是一位入了英国籍的波兰人，思想上尚为进步。在美国于1954年3月1日在比基尼岛试验它的第一颗氢弹之后，从试验后的情况如福龙丸上的水手所遭受到的灾难以及下落的辐射尘埃的性质来看，他就猜想到，这个炸弹是属于核裂变—聚变—裂变的类型，并把他的猜想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而以后也获得证实，因而他在核子武器的问题上也有了名气。他是在伦敦大学所属的一个医学院任教，对于原子核物理学及生物学都有专长，在辐射对于生物组织的影响方面也有贡献，故他主持的辐射危害性的小组是很恰当的。我从旁听说罗特布拉特教授和戴传曾同志也在英国同过学。

依据柏贺浦博士的意见，出席会议的三位英国科学家的思想过左，在广大的英国科学工作者之中他们的代表性不能算强。

澳洲的奥立芬德教授是一位进步科学家，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以前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工作过。在美帝国主义原子弹轰炸广岛与长崎之后，世界上许多位科学家对美帝屠杀日本平民的暴行表示了愤慨与谴责。奥立芬德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位。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十多年前的立场至今没有改变。他对新中国有好感，对于我们国家的进步也甚注意。另一方面他也一定受到英国工党的思想影响。他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Canberra）的国立澳洲大学任教，和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同事。据他说林经常同他谈新中国的问题。林系前燕京大学教授，并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夫妻二人即刻从燕京大学逃到京西由我们的游击队救到延安，并在延安工作过一些时候。他们曾随以阿德利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过我国访问。夫妻二人在思想上都反苏反共。当鲍威尔教授当着奥立芬德和我表示要我们请他访问我国的时候，他表示得甚为兴奋，足见他对访问我国是有极大兴趣的。这一点我们须加以注意。

英联邦中另一成员国加拿大有两位科学家出席，其中一人的表现一般，一人表现得很差。前者叫戚索姆（Chisholm），是一位公共卫生学家，他曾经做过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WHO）的负责人，今已退休。在私人谈话中，他劝我们新中国加入这个组织，我答称新中国尚没有在联合国中恢复她应有地位，故不便加入。他的态度还比较好，在大会尚说了一次话，提出禁止核子武器，应注意到人民的心理问题，故发言内容是不相干的。另一科学家叫福斯德（Foster），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Megill）大学物理学教授。他在大会上曾对苏联国家的领导同志公开进行人身攻击而被主席制止。对大会总决议最初表示同意，但最后到决议作了文字修改后又表示不同意，并说他的儿子在美国加州大学劳伦斯（Lawrence）教授的指导下做核子武器，他的儿子说这种新式的核子武器甚为“人道”，对于保卫“自由世界”将会有很大贡献，因此他不愿在决议书上签名。

              在会议中法国、日本与奥国的代表处境相彷佛，他们一般不多表示意见。他们这样做是主要由于他们国家的地位。法国有一位生物学家拉加桑（Lacassagne）到会；他是巴黎镭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大会上只作了关于辐射危害性的补充发言。日本去了汤川、朝永与小川三人。小川系汤川的外甥，东京圣保罗大学的物理教授。汤川这次也来了，足见他在五、六月未能来我国访问不是因“病”而是由于美日政府的压迫。日本人民已受到了两次核子武器的危害，而汤川在国际上又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按道理请来日本科学家在会上应该多多地表示意见，而事实上只由汤川从国内带来了一篇关于反对核子战争的宣言，在会上宣读之后，他和朝永都未再发言。小川在七月六日的预备会议上说了些日本人民虽反对核子战争，但对美国没有什么坏感情的泄气话。奥国有一位维也纳大学的物理教授铁林（Thirring）先生出席。他在会上的发言也不重要。他对我说，去年我们的和平大会曾要他来访问我国，他因事未来。言下之意，颇有希望再一次被邀请之感。

           美国科学家在这次会议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会议目的之一是在于争取美国科学家来参加，这次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也有利于对美国科学家的争取。虽然本来请了许多位科学家没有能够来，但是仍有七人到会是一个好的现象。七人中有两人表现得非常狂妄、自大、肤浅、愚蠢与无知。七人的思想情况与表现可分述于后。

           遗传学者穆勒先生是在他们七人中比较最诚恳的一位科学家。据贝时璋先生说他原是德国人，如今在印第安那（Indiana）大学做教授。他反对核子武器试验，坚决主张宣传放射性对人类遗传的危害性。可是他的反对不是从保卫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在1955年夏在日内瓦举行原子能和平利用国际会议时，曾要求宣读辐射对于遗产突变危害性的科学论文，而主持会议的“联合国”负责人没有让他宣读，他很气愤（据说在那次会议上日本科学家也带去这类辐射危害性的论文多篇，也被禁止宣读）。他认为这是对遗传学的一种歧视，因此他积极地前来加拿大参加会议以便发表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另有三位美国科学家的表现还比较好，他们一般较有礼貌，也不多说话。他们是哈佛大学化学教授杜戴（Doty），同校法律学院副院长开弗斯（Cavers）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锡洛夫（Selove）。杜戴最近被选为“科学家联合会”（Feda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主席。他对我说，由于目前情况，该联合会未便加入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据柏贺浦博士说，杜戴还比较有进步性。开弗斯不多说话，看来较重业务。据他说他对因原子能的利用与原子工业发展引起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表示有兴趣，并认为这是法律学中的一个新领域。锡洛夫代表美国科学家参加辐射危害性的小组。他在大会上曾散布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干净弹”的滥言。他说，艾曾对新闻记者说过，他准备在“干净弹”做成后，把制造这种“干净弹”的秘密立刻告诉苏联。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拉宾诺维奇是一位生物学家，美国中部伊利诺（Illionois）州立大学教授（据了解他是北京大学新由美返国的生物系副教授梅错安的先生）。他是一位白俄犹太人，十月革命时还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逃往德国，再由德国转到美国。他在思想上极端反苏、反共，有一套极端反动的理论，认为维持世界和平，美国须保持核子武器的绝对优势；这样，苏联就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叫他的这套反动理论为最大限度的威慑（maximum deterrent）政策和局部的裁军措施（partial disarmament）。这两种意见正是美帝所采取的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企图独霸世界的道路。他还主张用马歇尔计划等侵略性的政策，通过贷款等措施来达到统治附庸国家工业、科学发展以及统治这些国家本身的阴谋。他是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在1945年的创办人之一，今仍为该报的主编（该报是在广岛被炸后刊行，最初有一定进步性）。他在骨子里虽然有这些反苏反共思想，但他还是反对核子战争，并因此获得自由主义（liberalism）者称号。又因他叫得响，故又被称为“燃烧的自由主义（the flaring liberal）者”。在他所主持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小组决议里，就可看出他为美帝马歇尔计划找理论根据，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线索。在决议里他说，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将在最后统一人类；又说，人类各部分为发展知识和财富的合作应该是永久的，而不是暂时“共处”；科学如不在“武断”的干涉下将极有效地发展。按照他的意思，“武断”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另一个美国科学家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范斯柯浦（Weisskopf）。他是一位奥国犹太人，于希特勒上台时逃到美国。去年曾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莫斯科参加过高能物理学会议。在思想上他也反苏反共。他胡说苏联不民主无自由，甚至说苏联科学家告诉他至今尚有一千二百万人生活在集中营内，可是他很想到中国来访问，对我们的企图表示好感。

在这次会议上最令与会科学家讨厌的无疑是西拉德（Leo Szilard）。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也是流亡到美国的匈牙利犹太人。他对去年匈牙利的叛乱分子深表同情，因而对苏联有很深的仇恨。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有一定的成就（他也和流亡在美国的已故物理学家费米及他人1942年在芝加哥第一次造成原子核反应堆），处处表现他的狂妄、自满与无知。每次大会他必说话，而话又说得很多，使人产生极大的反感，他经常和他的自己人拉宾诺维奇在会上吵架。他是在会议上两个没有签字的人之一。他最初说他可以同意决议的总纲，但认为辐射危害性小组决议的文字太凶了，可是到了最后仍然没有在决议上签字。他把不签字推托说成，以后他还要给华盛顿“好”的影响，签了字之后有不方便处。实际上他是不满意会议的成果的，主要是他的一套主张没有找到市场；他虽然在会上哗啦哗啦，还是没有能够抓到组织工作。例如决议总纲是鲍威尔先生自己起草的，没有他的份。他在会上自己印发了一份意见书，其中歌颂艾森豪威尔，因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们不理睬他。他在1955年10月的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有限度毁灭战争理论的文章。他说将来美苏的战争既不可避免，我们可建议双方来有限度的毁灭。双方可订一协议把各自相当大小的城市提出来：甲方可把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把人口迁移走，让乙方用核子武器炸毁；同样地乙方也空出相当大小的一个城市交甲方来毁灭。柏贺浦博士对我说，西拉德企图把他这个“高见”端出来，而没有成功，因此他对会议甚表不满。

除以上七位美国科学家之外，尚有一位亚当斯太太（Mrs. Adams）到会，她是美国《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助理编辑。我和她说过几次话，主要谈美国生活情况与物理界，态度还比较好，但她没有暴露出多少思想情况。她来会的主要任务是做一些秘书工作。

三 参加这次会议的个人的体会

我参加这次会议，感到既有斗争又有团结。在出国之前外交部的同志给我从国际公法的观点来控制核子武器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到了伦敦之后，宦乡代办又给我讲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斗争的焦点，以及美帝如何企图削弱苏联的阴谋。这些方面的知识对我参加会议有极大的帮助，我一到帕格沃什就找柏贺浦谈会议的准备情况并向他征询在会议中应采取的态度，他给了我不少情报与宝贵的建议。苏联代表团是我们可靠的战友，在会外我们交换情况，在大会上则相互支援。我们在会外的见面是很自然的，而不经常聚集在一起，以避免给人家我们闹“小圈子”的印象。在时间上说，我和英国、日本、法国的科学家们交往比较多。与美国科学家的交谈则采取既不勉强争取，也不故意躲开的态度。和他们谈话时，虽然听到了极不入耳的意见，心中极为愤怒，在表面上我还极力保持镇静，坚持斗争。

六日下午的预备会是由英国的罗特布拉特主持的。会议一开始美国的西拉德就毛遂自荐地大讲起芝加哥大学参加原子弹制造的科学家们在1945年如何不主张在日本使用原子弹，并陈述上书杜鲁门总统的经过。他讲得很详细，共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言中，许多东西是不相干的，他的态度非常之傲慢狂妄。经过几个人讲话之后，主席也要我表示意见。我首先说，听到西拉德先生的发言感到高兴，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止的原因有甚为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主要是：第一，由于苏联红军消灭了驻防在中国东北的一百万精锐的日本关东军；第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关内牵制了五十万的日本军队。我提出，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两颗原子弹还不一定能够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5年已经具备了向日军大规模反攻的强大力量，可从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看出来——配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的800万大军，就是被由八路军演变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内消灭的。刚才有些朋友讲到各国政府要核子战争，但是人民要和平。我看情况也不尽然。日本与印度的政府就反对核子武器；苏联虽然拥有核子武器，可是苏联一再倡议销毁核子武器，停止核子武器试验。我们的政府也要和平以便进行国家大规模的建设；我们的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在斯德哥尔摩反对原子战争的和平书上就有三亿人民签了名。我们要世界持久和平，为了要消灭战争达到永久和平的目的，我们主张首先停止核子武器试验；第二消灭现存的核子武器并停止核子武器的生产；第三裁军；然后最后可以达到世界持久和平的目标。

我这一番话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于是美国的范斯柯甫立即表示说，我们科学家应和一般人民有所区别，不能从事“宣传”。在散会后拉宾诺维奇立即找我谈了一个半小时的话，我说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哲学思想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而他则强调不能和平共处。他主张除了提倡和平共处之外，尚须进一步通过工业与科学的发展把国家统一起来。我问他如何可以通过工业与科学的发展把国家统一起来呢？他答称，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的办法。我回答说，对马歇尔计划的评价，你最好去问问英国人民，英国人民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贸易，而不是马歇尔计划。

在会外和西拉德又做了一次尖锐的斗争。有一次在一起吃早饭闲谈，他要我们一起和他定一个荒唐的协议，规定他们让蒋介石退出福建沿海的两个小岛，要我们保证不去占领它们。我说我不能同意订这样一个协议，美国根本不应该占领台湾，美国的第七舰队必须退出台湾海峡，台湾属于中国人民。他说，美国不能退出台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向它的盟国许下愿（commitment），现在退出来是一个面子问题。我反击说，席拉德先生我们都是科学家，科学家要实事求是，不能讲面子，讲面子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之后我和苏联代表团交换情报，他们说美国科学家曾问过他们，如果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战争，苏联将采取什么态度？苏联代表团回答得很干脆。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苏中两国之间是有军事协定的。如果中美之间进行战争，我们苏联是要运用原子弹的。这样的回答使美国人不敢再问下去了。我估计中、苏、美三国科学家之间的谈话内容可能会转达到华盛顿。

在大会讨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时，我对国际合作问题作了一次发言（见附录4）。首先，我指出新中国需要国际合作；其次我介绍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对我们国家建设的巨大帮助；第三我提到了我们和西方国家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去年世界科协在北京召开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议，今年五、六月间日本物理学家来我国的访问，都给我国科学界极大的帮助和鼓舞；最后我告诉大会，中国科学家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有许多人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见解在国家事业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1955年科学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工作，也使科学家接近广大的人民群众，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这对科学家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范斯柯甫对我的这次“宣传”则大为拥护。在大家鼓掌之后，他立刻站起来表示愿意来我国访问。我答称，我不仅欢迎他，也欢迎其它各国的科学家们访问新中国。

原定在会议议程中要从国际公法的观点来讨论禁止核子武器的问题，没有在会议中举行。关于这个问题如以前所提的，我们的外交部作了些准备工作，英国柏贺浦博士等也收集了一批材料，他们的材料在会上印发了。

我参加这次会议，对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来说还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一到加拿大，当地大小城市及美国的报纸都有报道。除了对新中国用一般侮辱性的“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的名称外，尚未见到其他恶意的宣传。在会议结束时，加拿大广播公司特别约请我向加拿大人民作简短的电视广播讲话。我们的会议虽然没有让新闻记者参加，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报纸上经常登载有关会议的消息。在会议结束后，《纽约时报》有一篇较为详细的报道，其他地区的报纸也有长短不同的关于会议决议的介绍。我在帕格沃什参加会议五天，会后在蒙特利尔住五天。在加拿大的十天中，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新中国的消息。大的报纸如《纽约时报》一天有时有两起或三起关于中国的新闻，足见我国在西方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们要求知道中国的情况，为此这些报纸也不得不登载我国的消息。这些报纸的资产阶级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其中有时也会帮我们作正面的宣传，但绝大部分的新闻是断章取义，尽量歪曲与诬蔑。显然把“北京”硬说成“北平”显示出美帝国主义的立场。加拿大一些小报，还搞不太清楚，有时它们用“北平”，有时用“北京”。《纽约时报》的界限则划得非常清楚，它不仅把北京篡改为“北平”，它更进一步介绍我为“北平大学”的副校长，真是岂有此理！为此在加拿大广播公司要我做电视广播时，我要他们介绍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他们在录音时也照样做了；到真正进行广播时是不是按照我的意见介绍，那可不得而知了。

美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特别关注。我到蒙特利尔之后，听柏贺浦说，美国国务院曾要求加拿大政府调查每个与会人的经历，并听说调查得很仔细。会议前美国政府发表制造“干净”核子弹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并会见了做核子武器的御用物理学家如劳伦斯·泰勒（Teller，他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政治态度十分反动）等人，并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与照片。在会议结束时美国又举行全国性的针对核子战争的防空演习。美国政府制造这一系列紧张空气的措施，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对裁军会议增加压力，可是同时对于罗素所召开的国际科学会议来说，也决计不是偶然的。

这次会议能够胜利地举行，会议地点的主人伊顿先生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出了一些力量。在伦敦时宦乡同志告诉我，美国政府中有两派帝国主义分子：艾森豪威尔属于较为缓进的一派，杜勒斯则比较的顽固与激进。伊顿是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他们是朋友。我这次获得加拿大政府的入境签证，伊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加拿大政府迟迟不发给我签证，我于是打电报给柏贺浦，柏贺浦则打电报给伊顿，伊顿则通知加拿大政府，加政府才发给我入境签证, 由此也可以看出资本家的权力。一到帕格沃什后，伊顿就当我的面骂杜勒斯是一个愚蠢的人，因此证明了宦乡同志的说法：美国政府中存在着两派帝国主义。在会议期间，他对我表示“客气”，并请我吃饭。我们还谈了一晚上中国建设的情况。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特别感到兴趣。他是共和钢铁公司的老板，故对我们每年的钢铁生产量有极大的兴趣，特别对今年生产400万吨，到了1962年要生产1200万吨感到惊讶。离别的那天，他特邀我和他在一起照了几张相片作纪念，并对我说，他要为美、加、中三国的友好关系而努力，并表示今后愿和我通信。会议的工作人员都是他铁路公司的职员，会议的用款和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费用都由他开支，故我一返国就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在加受到招待的谢意。

伊顿举行这一类的国际会议今年是第三年了。去年的会议是由钱端升去参加；会议的规模比较小，人数也少，它也没有像今年的会议那样受到社会上的重视。据闻在我们的会议之后，伊顿今夏将在同一地方还要举行美国大学校长的会议。估计这一类的会议今后还会举行，我想一定也会有我国的代表去参加。伊顿这样做是有多方面的理由的：这种工作也算是教育事业，所以他投在这方面的资金可以避免美国或加政府的赋税；找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来谈谈国际问题也可以标榜他的“进步”。最主要是的我看是他有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盐商养名士的心理，即有与国际知名的学者在一起的附庸风雅的心理。

对今后我们参加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类的国际科学会议，我有下列几点建议：

1. 我们必须在科学上有充分的准备。辐射危害性是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国内在这方面科学研究工作做得很少。六年来由于核子武器的试验，放射性尘埃下落对人生的危害性有多末大，须从气象、医学、农作物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比较多。这些科学研究的数据是有保密性的。苏联库金教授关于辐射危害性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内容，都是用西方国家的科学数据，而没有用苏联的材料。我相信苏联在这方面一定有许多资料，而没有公开。

2．在这种会议上我们必须得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这次出席会议，思想上还比较有准备，因为我们有苏联的代表团可以依靠，而会议的组织者又大部分是熟人。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随时可以发生新的、事前无法估计的事故，因而在思想上依旧甚感紧张。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与工作人员外，我见到在一起吃饭的有一家夫妻及儿子三口，据说他们是伊顿先生的朋友；丈夫是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城工作，太太颇会说俄文，今来帕格沃什“休假”。我对他们一家就有点怀疑。我同伊顿在晚上谈我国的建设情况时，他们也在注意听，有时也提些问题。第二天丈夫特别要我和他坐在一桌上吃饭，问长问短（大部分关于建设情况）。后来他提出朝鲜战争的问题，我立刻紧张起来。他问我是否在鸭绿江的北岸早已结集了大量的中国军队及武装。我回答他说这完全是谣言。我简单地叙述了自从所谓“联合国”部队在仁川港登陆时起，周总理发表不许他们越过三八线的声明，麦克阿瑟的军队到了三八线，犹豫了两天，以为周总理是吓唬他们的，最后还是越过三八线了。中国人民不能坐视，因此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我特别强调我们的志愿军是以三件法宝——步枪、机关枪与手榴弹——把“联合国”的军队赶回三八线。我在谈话的时候，始终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直到会议完了之后我才发现他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会议结束后，《纽约时报》对会议经过及决议的一长篇报道，原来就是他写的（登在七月十二日该报）。如果我的警惕性高一点，早一些时候摸着他的底，我对他讲话的内容可更有些准备。还好，在他的报道里除了一些一般诬蔑性的辞句如“北平”，“铁幕”与“竹幕”等字样外，对于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什么其他反宣传。

3. 到美洲去参加会议如经过伦敦还是比较的有很多好处。我驻伦敦代办处对于美帝国主义及西方国家的情况掌握的情况比较多。到美洲之前先到驻英代办处了解些要去的国家的情况还是好的，这对于参加会议有很大的帮助。

4. 去美洲要注意带去什么样的外汇。这次中国银行给我的汇票是英国的英镑，到伦敦中国银行去提取。事实上英国的英镑区与美金区的款项不能相互流通。加拿大虽然在政治上是英联邦国的一个成员，但是在经济上它是美国的附庸国，故它使用美金区的外汇。我到了伦敦之后才又向伦敦中国银行借用注册英镑（register pounds），这种英镑是可以汇出英国的，以后对这一点须加些注意。我这次出国也带了一些美金现款，由于一路上受到我驻国外大使馆的接待，没有使用，而从加拿大返国时，又买了一些美金现款带回；今全部美金都已交海关转存中国银行。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旅行随身带一些美金现款还是有很多便利的。

末了我要向科学院、外交部、驻英、丹的大使馆和驻英代办处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到飞机场时，都有我国大使馆的人员事前来机场照料。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及伦敦的机场时都有参赞前来迎接，使我倍感不安。回到莫斯科后，驻苏大使馆又答应让我们小住三天，并安排我到莫斯科近郊的联合核子物理所参观，再一次对他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