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快速城市化演进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内生驱动和全球化外生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城市化过程的特殊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决定了深圳在当前步入深度城市化阶段的城市转型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更为激烈的冲突与矛盾。而旧工业空间再生产是实现这一城市转型的主要空间表现形式和物质演替过程。

因此，分析深圳制度安排下的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对于揭示我国快速城市化地区步入城市转型阶段的空间再生产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丰富转型新阶段的城市治理理论，以及对其他城市的空间再生产调控与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在经历了快速工业化推动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后，深圳进入了城市产业经济转型期，其中的典型特征是城市经济表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城市相似的同质性以及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特质性并存。一方面，城市高端服务业比例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城市第二产业仍然保持较强劲的增长态势。

从制度演化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深圳旧工业空间再生产与相关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协同发展的演化路径，并最终形成与深圳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实际需要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确立，是深圳在不破坏上层次制度权责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根据深圳旧工业现状问题的空间差异和以往城市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深圳提出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分类分级策略。旧工业空间形成具有历史累积效应，以往不同的空间开发模式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对深度城市化阶段的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形成路径依赖影响。对计划延续型旧工业空间、集体组织产权所有旧工业空间和产权分散旧工业空间的差异化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具体旧工业改造项目的制度安排的不同。

基于此，我们将深圳的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划分为计划延续型、集体优化型和政府统筹型三种类型。计划延续型是原建设企业对其辖区内早期成片开发的旧工业空间的改造与升级，这种空间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性；集体优化型旧工业空间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实现的集体组织产权的旧工业空间的优化；政府统筹型旧工业空间是政府对早期经营性开发模式所产生的产权分散型旧工业空间的政府主导式再生产。在每种类型中，政府制度安排对旧工业空间的再生产活动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不同制度安排的旧工业空间再生产的类型划分

应当说，我们对深圳旧工业空间再生产作用机制的研究，对进一步理解深度城市化转型、城市经济升级、空间活动的社会化内涵优化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西方城市转型相比，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当前的深度城市化转型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转型背景与动力机制。深圳的快速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力量的巨大推动。经济利益驱动与中国长期施行的二元城乡体制以及深圳独有的特区内外二元城市管理体制在城市地方背景的碰撞，使得深圳在完成各项现代城市指标达到基本城市化水平，进入转型阶段的深度城市化具有更为激烈的空间矛盾和尤为激烈的利益冲突。凭借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外延式扩张，以往快速城市化累积效应所产生的空间资源严重紧缺与空间低效开发经营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深圳实现深度城市化转型的重要阻力和瓶颈。旧产业空间的物质更新、产业更迭是实现城市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深度城市转型的根本空间途径。

在快速城市化向深度城市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具体制度安排是政府推动城市发展，调解多种矛盾与驱动力的直接政策工具。政府由“放权”到“集权”的空间制度转向，是实现城市转型的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通过对旧工业空间向经营型空间的再生产，政府进一步规范空间商业性开发过程以及市场化运作的制度环境。推动了城市市场活动的深入与优化，强化了政府对各种城市商业空间活动的控制力度与调控力度，创新了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制度安排；对于培育市场环境，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生产型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再造，平衡了政府在城市转型过程对经济增长与区域、社会公平的兼顾和统一。解决了非盈利性空间的供给，满足了城市整体产业发展对新型生产空间的需求，并加强了城市社会空间公平和整体发展需求的公益性空间的供给。

可以说，旧工业空间的再生产是政府实现深度城市化转型，强化政府对空间的控制能力和深化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能力的重要实践活动。在经济领域，旧工业空间的再生产是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空间使用方式的市场化选择。在社会生活方面，附着与物质空间过程的社会权利关系、社会组织的重构与优化转型使深圳的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在城市社会结构优化、文化生活转型等方面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在城市政治生活方面，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发展策略不断由以往单一注重空间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的量化目标向当前重视空间经济效益和综合发展效率的质化目标变迁，并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对城市空间开发、运营、使用的公共治理转型。

严若谷著

城变: 政府力作用下的深圳旧工业空间再生产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03-049166-4

《城变: 政府力作用下的深圳旧工业空间再生产》将新制度演化经济学和空间再生产等理论与深圳城市旧工业空间再开发实践活动相结合，从梳理深圳城市经济结构变迁与产业空间的响应入手，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旧工业空间再生产的政策安排、演化路径、产出结果与社会再生产效应，认识和理解政府力在旧工业空间再造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丰富我国城市转型理论体系，为城市存量空间优化再开发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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