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发布的《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增强气候变化适应特别报告》明确指出，不断变化的气候可导致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具有高信度的是，与天气和气候灾害有关的经济损失已经增加。发生在中国的各类自然灾害中，与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有关的灾害占据70%以上。

1　中国因气候灾害造成的年均死亡人数有下降的趋势、直接经济损失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气候灾害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影响程度日趋严重。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防灾减灾应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

气候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人数呈下降的趋势。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每年5000人左右，下降导到本世纪平均每年2000人左右。气候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的趋势。1965~1989 年中国年均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2013 年价格）达1192 亿元，1990~2013年中国年均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079亿元，翻了2.6倍。在气候灾害中，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气候灾害经济总损失的比重最大。

图1　中国1950~2013年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及占当年GDP百分比

数据来源：1950~2013年统计年鉴

中国气候灾害影响范围逐渐扩大。1950~2013年，旱灾面积以年均15.5万公顷速率扩大。受台风影响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84年的1.6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8万亿元（未计台湾省）。北京、上海、广州受高温热浪影响的人口，由1984年的2668.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5822.6万人。中国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22%增加到2013年的53.73%，气候灾害暴露度随之增加。

上世纪70年代至2013年间，年均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绝对量虽然是增加的，但气候灾害的损失率（直接经济损失/GDP，2013年价格）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下降速率为每10年1.5个百分点。灾损率的显著下降与中国GDP基数增速较快有关，也与中国近10年来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明显提升有关。

图2　全球变化下中国综合气象灾害相对风险等级

应对重、特大气候灾害的能力仍十分有限。小灾的灾损率从20世纪60~90年代的3%~8%减小到本世纪的1%~3%，而大灾的防灾减灾效果不明显。因此，应把防灾减灾、特别是重、特大气候灾害的防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

2　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及灾害风险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作物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最大，其中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大于稻谷；省域行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敏感性北部大于南部，西部大于东部；中国气候灾害风险等级为东部高于西部，总体等级处于全球的较高水平。应该把气候变化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1980~2000年经济Ｇ气候模型评价结果，气候变化对全国平均粮食总量的影响可达±3.61%，其中小麦产量和稻谷产量的比例分别为±5.56%和±2.52%，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极端降水和干旱的天数每增加1%，中国农业经济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112%、－0.031%、－0.033%和－0.047%，不同区域差异较大。林业也是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地行业，气候变化将增加原木的生产力。中国森林林龄普遍偏小，碳汇潜力大。

在控制资本和劳动力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农业对气象条件波动敏感性高于其他行业。各省域行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敏感性影响呈现为北部大于南部，西部大于东部。粮食产量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西部大于东部，北方大于南方。

全球变化下中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等级在全国呈现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格局。其中，长三角及长江下游沿江地区、淮河流域、华北平原及京津唐地区、两湖地区、汾渭盆地、四川盆地、下辽河地区成为全国综合气候灾害高风险地区（图2）。从全球尺度看，中国的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处于全球较高的水平，明显高于欧洲和北美。

3　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和资源环境禀赋决定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1）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时期，减排和适应具有很大难度，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与已达的到富裕生活水平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要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中国产业结构中高能耗产业所占比重较高，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存在巨大的刚性需求，减排对我国能源部门和高耗能的化工与钢铁产业影响显著。城镇化蕴含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也是中国CO2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我国人口城市化对CO2排放增长的贡献已超过了人口增长和家庭结构变化的贡献。当前减排与适应措施主要由政府推动，企业和公众风险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不够，减缓和适应措施相关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也增加了我国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

现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较高成本。在减缓方面， “十一五”期间中国平均每形成1吨二氧化碳的减排能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资金达167元。在相同减排率下，中国的GDP损失率与美国相当，明显低于欧盟；但中国能够承受的最大减排率为45%，而美国和欧盟能够承受的最大减排率为75%。如果中国每年降低0.2%的排放增长量，到2050年GDP会比不控制排放下降5.12%。在适应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气候敏感区域（尤其是城市）的社会财富和人口暴露度增加，脆弱性和风险将会增大。目前关于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成本的定量研究还比较少。沿海地区适应2020年海平面上升的年均工程费用可能达GDP总和的0.01%。2010~2030年间东北和华北地区抗旱适应成本约1000亿人民币，全国适应成本达5000亿人民币。

（2）现有能源与环境禀赋进一步增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

中国当前能源消耗90%以上为化石能源，其中碳排放系数最高的煤炭约占总消耗的70%；石油的60%和天然气的30%依靠进口，且许多石油来源于多矛盾冲突的国家和地区，或途经不安全的地区，存在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目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较高，相比传统化石能源，水电、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均较大程度地受气候变化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气候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灾害发生更为频繁，增加适应难度和成本。在贫困地区气候变化问题更为突出。贫困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我国贫困地区往往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带，由于气候变化影响复杂，贫困地区人口的经济不发达，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相对更弱。

（3）协调好发展与适应、减缓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现实的需求。

兼顾国家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现阶段的客观诉求。随着环境危机日益加剧，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和能源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积极探索既能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又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发展的方法和经验，非常必要。妥善处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兼顾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任务，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发展，特别是不能以维持或扩大国际社会不均衡发展为代价。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要做到减少碳排放与增加碳汇并举、减缓与适应并重。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减排的需要，要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环境容量”之内，并稳步推进碳汇造林工作。另一方面以提高防御和恢复能力为目标的适应措施将降低各行业的气候灾害风险，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失，减小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气候政策不是要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应最大化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提高各项行动的成本效益。

4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契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为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机遇

（1）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国家战略目标相契合。

全球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节能减排的动力并不是源自国际气候谈判的压力，而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中国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在守护环境底线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发展过程，需要平衡三个根本性目标：能源安全、低成本和环境友好，使这三个目标整体最优，即系统的达到优化配置和动态平衡。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内涵丰富，包括推动我国绿色低碳战略、低碳社会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缓解气候变化的林业、促进垃圾分类、创新城市化模式等，转型还将推动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力带动国家基础研究的进步。

（2）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可能给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

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能够促进解决我国产业自身存在的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问题。

化解能源危机，保障能源安全。通过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降低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低碳产业比重等减排措施，实现低碳发展可以优化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刚性需求，缓解我国化石能源储量不足、能源供应对外依存度大、能源运输通道安全隐患等问题，降低我国能源供应的风险。

减排可能带来可观的环境协同效益，主要表现在改善环境和提升人类健康福利等。中国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同根同源，到2030年，我国若能减排14.69亿吨CO2，将能使周边大气中的污染物浓度下降12%~32%，在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等方面有超过100亿美元的人体健康相关经济效益。

推动就业和民生的改善。新技术投资能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其中10%为直接带动的就业，90%的新增就业来自能源成本下降和相关投资增加导致的间接和引致性就业效应。在2005~2020年间，中国主要行业实施低碳发展至少可以创造3000万个直接与间接就业岗位，2005到2020年间，中国绿色投资累计将为中国创造近530万个绿色就业机会。能源结构调整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到2020年，将利用可再生能源累计解决无电地区约1000万人口的基本用电问题，改善约1亿户农村居民的生活用能条件。农作物秸秆和农业废弃生物质的能源利用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预计达到2020年开发利用规模时，可增加农民年收入约1000亿元。

推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应对气候变化首先可能推动加强水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群，包括节水工程、留水工程、水质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保障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环境完全。其次可加强国家对污染和对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和生态与环境的监测体系。应对气候变化还将有利于提高广义智能能源网建设，进一步提高基础数据库的形成和发布能力建设。

推动城镇化模式的创新。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引入低碳城市规划理念，引导城市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采取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为主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控制城市化速度，则可能在保证GDP增长的同时实现低碳转型。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将为有助于有效地提高未来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5　发展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大趋势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经济社会向低碳发展转型，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潮流，进而引发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科技竞争格局的变化。

中国与发达国家低碳产业起步差距相对较小，在某些低碳能源技术开发甚至走在国际前列。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是全球首位，水电开发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具有世界最大电站（三峡大坝）的建设经验，也具备成熟的小水电建设技术。中国太阳能产品已经出口150多个国家，2010年出口总额达2.5亿美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会极大促进低碳能源技术提高，为中国这些能源产业带来巨大发展契机。

提高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端，高排放部门的产品在我国总出口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单位GDP的碳排放高于发达国家。通过发展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产业从高碳向低碳的转变尚存在很大空间，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也将得到提升，也可以降低可能的贸易壁垒对中国经济和高耗能行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风险。

6　随着世界经济和排放格局的变化，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治理角色重要性不断增强，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扎实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适应全球挑战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经济体量上来看，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80年代初的不足2%提升到2013年占世界12.34%，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均表明：中国已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而且地位仍在快速攀升的一支重要力量。于此同时，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排放的比例，从1990年的1/10上升到2011年的1/4。

从现实来看，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考虑市民化水平的城市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5%，美国的13%。

世界的经济和排放格局在变，但是国际气候治理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构建，既需要有责任担当意识，又不能超越我们的发展阶段和能力。减缓、适应气候变化、气候资金机制构筑和资金援助以及技术转让等领域的的国际应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虽有现实压力，但存长远机遇。以“互利共赢，务实有效”的原则，积极参加，统筹整合防灾减灾、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联合国后2015发展议程，缓减压力，抓住机遇，为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应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谈判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挑战转变成为机遇，将机遇加以拓展、延伸和放大，理解并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定位转换的理性预期，构建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水平，推进全球气候进程，加速中国生态文明转型。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编著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978-7-03-045481-2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由科学技术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多部门共同组成的编写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共有18位领衔专家、96名首席作者、442名贡献作者组成的编写专家组参与了评估报告的编写。这是中国第三次组织编写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气候变化的事实、归因和未来趋势”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减缓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影响评估” “政策、行动及国际合作”5个部分,共42章。《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以满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内政外交需求为目标,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全面反映中国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展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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