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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白馥兰一直寻求新的研究方式将技术与社会性别结合起来,关注技术与社会性别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史。白馥兰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的技术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重点考察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和生育技术这三大“女性技术”(亦被译为“妇术”)(gynotechnics),阐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纺织技术、生育技术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史。本文在此仅就白馥兰的建筑技术史案例做具体分析。
白馥兰认为,一座房子就是一座文化的庙宇,人们居住其中,被教授或灌输着为其文化所特有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将由高墙、楼梯和接待客人的规范、礼节、传达信息的惯例以及日常工作所标志的性别之间、代际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内在化。换言之,建筑是一种将仪式、政治和宇宙论关系转换为日常生活所体验的和自然化的空间术语。在此前提下,白馥兰所要研究的主题并非传统建筑史研究所关注的建筑本身,而是房屋住宅内的空间建构。在她看来,实际的房屋建造者如砖匠和瓦匠都是男性,但女性也参与了对家庭空间的建构过程。一间房屋如果没有妇女的、诸如烹饪、织布和小孩喂养之类的日常生活,就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家。在这个意义上,她将房屋建筑技术作为中国“女性技术”系列的一个重要部分,考察中国房屋建筑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以及女性在此空间内发挥的作用。
透过众多的关于住宅建筑的历史文本,白馥兰首先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房屋材料要求、美学设计、建筑风格等方面的标准化问题进行分析,尤其对其中反映出来的性别差异和阶级差异进行了深入讨论。
例如,在探讨住宅内部的家具摆放问题时,白馥兰尤其讨论了椅子的摆放及其蕴涵的社会性别等级观念。她发现,到了宋代,在富人家庭中开始使用椅子,但当男性在场时,女性一般不能使用,除非她们是家族首领的妻子,否则只能坐板凳;而当仅有女子在场时,也只有地位高的妇女才能坐椅子。而且,椅子的形状是圆是方、有没有扶手,这些都有等级区分。
随后,白馥兰还对房屋内部空间发生的社会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出祖先祭祀活动、婚礼仪式、家内空间划分与分配等方面体现出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
例如,在关于祖先祭祀的文本中,白馥兰尤其关注到祭祀中的性别分工问题。她在朱熹的《朱子家礼》中发现,祭祀时男性家庭成员一般被要求站东边,女性家庭成员则被要求站西边,男主持扶男祖先牌位,女主持扶女祖先牌位,男主持倒酒,女主持进茶,两主持必须坚持到仪式最后,拜完结束。但是,这种祭祀中的性别平等只局限于结发妻子,男主人的其他妾室不能参与家族祭拜仪式。在此,白馥兰不仅揭示了两性之间的等级区分,也表明了女性内部的身份差异。在婚礼仪式方面,白馥兰注意到司马光的著作曾提及,新郎必须引领新娘接见父母、亲人,以及引领她到家中各处,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主导地位。除了在祖先祭祀、婚礼仪式等方面体现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之外,最为明显的父权制编码体现在住宅空间的划分和分配上。
白馥兰认为,家庭内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代际、长幼和性别等级来固定,这之中的权力关系可以通过穿着和行为举止来表达,也可以用空间的划分和分配来体现,甚至不同家庭成员或其奴仆通往房屋内空间的路径等都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关系结构。
例如,中国的一般家庭生活都是围绕家中长辈的房间来开展的,儿媳每天都必须向父母请安。一般几对夫妇分别都有自己的睡房,睡房更多地属于妇女的空间,她们的丈夫白天一般不在此活动,也并非每晚都在此居住。仆人一般被安排在最远的后院或者房子的前面,且在分配他们的住房时,还会充分考虑到性别隔离。
白馥兰详细考察了包括《清俗纪闻》在内的很多文本,发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必须接受住宅空间上的隔离,“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规范进一步被强化。
宋代以来,性别隔离的教条在新儒家哲学的详细阐述和规定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正统思想。例如,根据司马光的描述,内闱一般位于整个住宅的后方,用一个内门与住宅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在很多大的住宅中,内闱是独立在后院的建筑,或者虽是主屋的一部分但其入口是后门。南方城市商人家庭的内闱一般是通过门帘进出,但到了晚上两重门都要关上并上锁。在贫贱人家的房舍中,一般在厨房门上挂门帘,有男客到来时,女子就到门帘之后。除活动空间的隔离之外,在家庭活动中,妇女也受到类似的限制。例如,在《清俗纪闻》中提到,男孩女孩十二三岁的时候跟随自己的父母兄妹一起吃饭,一旦进入青春期,男孩就必须独立入席。新娘不能与公公坐一桌,妻子不能与丈夫的兄弟坐一桌,大多数时候男子在外屋吃饭,女子在自己的房间吃饭。司马光甚至主张,只有年长夫妇才能一起吃饭,他们必须先吃,男女分别用自己的桌子,按年龄顺序排座位。
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白馥兰认为,妇女的性别隔离是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内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而且这一做法和考虑是因为人们往往把妇女看成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男女分工有别的教义被用来作为男性牵制与控制女性的依据。
在儒家的道德著作和通俗谚语中,妻子就常常被描述成长舌妇,喜欢挑拨兄弟关系,是家庭不睦的根源,因此必须受到严格的父权控制。
值得提及的是,白馥兰在对中国古代富裕家庭小姐闺房的家具和摆设进行分析时,还比较考察了性别化色彩同样明显的男性书房。相对女性的闺房而言,上层绅士所属的空间为书房。书房里的所有物品都是男性气质的,它们的质地和布局反映了书房主人的鉴赏力,是上层社会有地位、受过教育的文人的一种象征,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人都要盖自己的书房并认真装饰它。甚至江南“富农”的房子也包括有类似于商人家庭的客厅、书房和内闱,他们似乎认为商人理所当然必须拥有书房,就像女性必须居于内闱一样。白馥兰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联,也即在男人对于书房主人地位的渴望之中,实际蕴涵了上流社会妇女对内闱所持有的类似理解。
也就是说,与妇女被隔离的闺房类似,书房也在文化上象征着男人的上层社会地位,内闱和书房在此意义上具有某种一致性,都富有特殊的社会性别内涵。
白馥兰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住宅建筑的空间结构设计、划分分配、性别隔离、空间内的仪式活动等进行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建筑技术文化和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呼应与建构关系。
她关于纺织技术的社会性别研究则突出反映了女性在此建筑空间内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从略)。
总体来说,白馥兰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纺织技术史,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她扩展了技术的概念,摆脱了以近代技术作为参考标准的辉格式研究,对非西方国家及其妇女的技术实践活动给予了认真的分析。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章梅芳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一书。
ISBN 978-7-03-045000-5
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运用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关注被传统科学史忽略的“科学与性别”议题,历经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科学史领域新颖而极具潜力的一个重要分支。本书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出发,较为系统地考察并梳理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兴起与发展的学术背景和基本脉络;探讨不同时期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编史实践;揭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总结和讨论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的基本内涵;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的独特性及其在西方科学史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最后,对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的学术困境与当下现状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本土化探索问题的思考。此外,还对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理论和技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案例工作做了专门的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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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4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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