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期间，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古君子之风，选择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仅中国地质界在1966—1968 年间，就有谢家荣(1898—1966)、李璞(1911—1968)、司幼东(1920—1968) 三位著名地质学家被逼自尽。

我们对这些地质先辈最好的纪念就是真实地记录他们朴实平淡而因为地质工作丰富充实的不平凡的一生，后人会记住历史的真实。仅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书立传，将他们树立为旗帜，塑造成模范典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直面其间所受的侮辱和折磨，才会让他们英灵得以安息，精神得以传承。

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

谢家荣先生生于1898年9月7日，卒于1966年8月14日。

1966 年8 月13 日。那天，谢家荣回来得很晚。那天他是走一路歇一路回到家的。他回来后，吃了一点饭就睡了。后来他又从床上爬起，说他今晚可能通宵睡不好，还是睡到客厅小床上去，不然会弄得吴镜侬也通宵不得安生的。他就这么睡到了客厅。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和保姆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吴镜侬当即昏了过去。

他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了的瓶子，他留下了一张字条，是给吴镜侬的：

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他自己躺在客厅的一张小床上，身上已罩上一条床单。

几天以后，谢家保姆回安徽老家了，住在女儿家的吴镜侬乘女儿不在，她给女儿谢恒留了个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白天，谢恒要参加政治运动。这天，她偏下班又晚了点，她回家看到母亲的条子，慌了。她马上和丈夫一起朝百万庄父母家跑，先到谢学锦那里，把他叫上，一同去父母家。进门时，是晚上十一点。

吴镜侬穿着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睡着了。她用一条洁白的布单罩在身子上，头和脚都罩着了。她的身旁，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有一张写给女儿的条子，条子旁，留着一筒山东阿胶。条子是这么写的：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这就是一对单纯的中国知识分子夫妇，君子与淑女向自己亲人做的最后诀别。

士可杀不可辱

李璞在英国剑桥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1968 年4 月26 日下午2 点一刻，李璞先生在刚刚南迁贵阳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单身宿舍里写下了他人生最后的文字：“致党组织：我因为害怕斗争，才不想活下去了，我的罪行已经交代清楚了，这一点我一点也没有保留，对不起党，对不起一室和全所的革命群众……一室同志对我的斗争全是对的，是按照毛主席语录做事的……今后活着也不能为人民做什么事情……”这个期间是否李璞先生已经刎颈或割腕生命垂危不得而知，在他人生的最后几秒钟里，他在两页小笔记本中，断断续续地写道：“祝一室的同志把珠峰的工作做得更出色，把我们执行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透，再踏步前进，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搞科研。”他又空了一行写道：“可以批判，还可以空( 污) 陷我是叛徒，但叛徒是这次当的，我秋毫没有欺骗你们。”最后在他的签名前，他又写道：“曾经和你们一道工作的一个堂堂正正资产阶级剥削分子和历史上犯过大罪的人。”在他最后的签名旁边的空白处，李璞先生最终写道：“一个人想死还是很难的。”这个思路零乱字迹游荡的最后绝笔，字字在鲜血流尽时刻的喷发，是一个活着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诠释的。一个惨无人道的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李璞先生被逼自尽后的当天晚上，大卡车将其尸体运走火化。一个月后同所司幼东先生在房间中割腕自尽，同年6 月刘东生先生被从西藏珠峰考察的野外召回北京由他的三名学生押送到贵阳，到达火车站后被学生出卖直接押送春雷广场送红卫兵批斗并遭到暴打，后关入牛棚隔离。其他民国时代培养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机构中工作过的人，都有同样的下场，只是后来地化所没有再死人。这就是1968 年在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发生的事情。李璞遇难后，他的妻子池际尚先生也被隔离，没有能为他收尸安葬，他的独子李池17岁到延安插队，迫于形势，想的是与他的“叛徒、反动权威，自绝于人民”的父亲划清界限。那真是个善恶颠倒的时代。时间过去47 年了，为了让死者安息，让历史不再重演，我们必须面对这段一直不敢面对的真实历史。

李璞先生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一个英国留学归国的博士，一个早年到过延安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多年来他的思想一直是活跃的、不成熟而又是犹豫不定的，在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而全身心投入将做出巨大成绩的时刻，人祸降临。回国十八年他几乎一帆风顺，他也功成名就，安居乐业，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为什么选择自己结束57 岁正值盛年的生命呢？上面的遗言已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一室是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以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李璞先生是研究室主任，他的带领工作多年的下属，他辅导过的学生和与他一起共事的同事批斗他说他是叛徒，他受不了了。他出事的那一段时间，有的老同事回忆，李璞先生曾说：“把人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不想活了。”

谢家荣先生是“文革”中被逼自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与李璞先生和司幼东先生事件一样成为震惊地质界的惨案。直接触发这些惨案的人有的还苟且偷生地活着，有的也已在后半生的忏悔中离开了人世。目前社会上有不少向“文革”中的名人做公开的道歉和忏悔，比如教育界被迫害惨无人道活活打死的原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老校长卞仲耘(1916—1966) 女士。中国科技界好像鲜有类似的忏悔甚至平反恢复名誉也要家属去催问与督办。这些是我们后代子孙应该永远牢记的灾难。

本文摘编自刘强主编《百年地学路　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一书。由刘四旦根据刘强《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面对不敢面对的历史 ——缅怀“文革”中被逼自尽的地质学家》两篇文章摘编整理而成。

《百年地学路　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主要从几十位地学家后辈亲友的视角，以回忆性文章的形式，忠实地记述民国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主体的中国地学家群体的科学人生经历与主要历史贡献。书中同时收录了与此主题相关的中国地质史学术研究成果及曾经发表过的数篇纪念文章。本书用民间资料的形式做一梳理和记录，使中国地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不朽事迹在历史真实性、系统性和连续性方面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客观反映和传承，也为中国地质史学界提供一些珍贵的史料，以供后人学习、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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