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战略空间。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进入了加快开发利用海洋的时代，各国已经开始从国家近岸、近海逐渐向全球海域扩展。通过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拓展本国战略利益，已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共识。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我国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过去5年中，一些产业的年均增速超过20%，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先导产业之一。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海洋生物产业是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而海洋生物医药业是海洋生物产业的重要组成。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于1996年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一批海洋生物技术的重大项目相继优先启动，带动了中国海洋生物医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的研发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知药用海洋生物约有1000种，分离得到新天然产物数百个，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有藻酸双酯钠、甘糖酯、多烯康、烟酸甘露醇等，另有河豚毒素、肾海康等多种海洋药物进入临床前或临床阶段，仿制或二级衍生的海洋药物30多种，开发的功能食品有多康佳、海力特等数十种。正在开发的海洋药物以及发现的活性物质在治疗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潜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药物（功能食品）的生产上市，我国海洋生物医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诞生了一批海洋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目前，海洋生物医药业已经初具规模，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初步形成。另外，随着我国海洋生物高新技术的发展，海洋生物产业中的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材料等领域目前发展较快，处在产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海洋生物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拥有良好性能的海洋生物医药和保健产品、海洋生物制品等的产业化生产以及基于海洋生物基因技术的海洋生物新品可以开拓巨大的海洋生物产品市场，拓展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制品产业以及海洋养殖业发展空间，极具发展潜力。可以预计，随着海洋生物医药技术的进步，未来10～20年海洋生物产业发展进程将大大加快，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海洋渔业

近年来，国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工作非常重视。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以后，我国渔业增殖放流投入资金和放流种苗数量大幅度增加。2006年近海增殖放流各类种苗38.8亿尾（粒），2009年增加至79亿尾（粒），2010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128.9亿尾（粒）和150.8亿尾（粒）；投入资金也由2006年的1.1亿元增加至2009年的1.8亿元。放流种类主要包括水生经济种和珍稀濒危物种，涵盖鱼类、虾类、贝类、头足类、甲壳类、爬行类等，增殖放流种类不断增多，呈多样化趋势。

我国的远洋渔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据2010年统计数据，我国远洋渔船规模达到1989艘，渔船总功率104.8万千瓦，作业渔场遍及三大洋公海和30余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年捕捞产量111.6万吨。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方式已从单一的底拖网技术发展到现在的大型中上层拖网、光诱鱿钓、金枪鱼延绳钓、金枪鱼围网、光诱舷提网、深海延绳钓等多种捕捞技术，成为世界上远洋渔业作业方式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仅有的大洋极地渔业为刚刚起步的南极磷虾渔业，尚处于试验性商业开发的初级发展阶段。在2010~2011年渔季，我国先后派出5艘渔船，捕获磷虾1.6万吨。由于对南极磷虾资源分布及渔场特征尚未开展专业性调查，且捕捞的渔船均为经简单改造的南太渔场竹荚鱼拖网船，捕捞产量和加工技术与南极磷虾渔业大国的挪威和日本等有较大差距。

海水养殖业目前已成为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经济增长点。20世纪50年代，海带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带动了海藻养殖业的大发展；60年代，“四大家鱼”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带动了淡水鱼类养殖业的大发展；70年代，扇贝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带动了海水贝类养殖技术的大发展；80年代，中国对虾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突破带动了虾类养殖业的大发展，奠定了我国养虾大国的地位，80年代河蟹天然海水和人工半咸水育苗均获成功，也极大地促进了河蟹增养殖业的形成与发展；90年代，欧鳗养殖技术的成功，改变了亚洲养鳗业的格局，奠定了我国大陆鳗鱼养殖、出口的主导地位。每10年一次的水产养殖育种突破，大大促进了水产养殖技术发展，使产业发展踏上新的台阶。

海洋新能源产业

海洋新能源产业主要指对海洋风能和海洋能的开发利用活动。我国的海洋电力业中高潮线以下的风电、潮汐发电以及其他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活动，均属于海洋新能源产业。与常规能源相比，海洋能和海洋风能开发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近年来，在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中国海洋电力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12年，海洋电力业实现增加值70亿元。与传统电力产业相比，海洋电力产业开发利用的时间比较短，开发规模和水平均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目前，除潮汐发电、海洋风力发电外，其他海洋电力技术尚处于试验、中试阶段，尚未实现规模化商业开发。海洋风电在海洋新能源产业中技术最成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但是我国海洋风电发展主要集中在海岸陆上地区，真正在海上的风电场目前只有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江苏如东2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河北黄骅100万千瓦海上风电场等风电场也即将建成。据统计，各地规划建设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已达1710万千瓦。我国海上风电业有望由此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发展阶段。潮汐发电方面，从1958年起，我国陆续在广东顺德、东湾、山东乳山、上海崇明等地建立了几十座潮汐能发电站，目前尚在使用的有8座，其中浙江省温岭市乐清湾江厦潮汐试验电站装机容量最大，功率为3200千瓦，是亚洲最大的潮汐电站。潮汐能发电潜力巨大，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在工作原理和总体构造上基本成型，可以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阶段，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海洋油气产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持续加大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我国海洋油气产业发展迅速，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四大海洋支柱产业之一。近10年全国新增石油产量超过一半来自海洋，2010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85%。2010年，我国多个海洋油气田陆续投产，海洋石油天然气产量首次超过5000万吨，取得历史性突破，2012年实现增加值1570亿元。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海洋油气开发主要集中在渤海、东海和南海近海，据报道，南海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资源带之一，南海南部深水区至今没有实质性油气钻探。石油地质储量为230亿～300亿吨，号称全球“第二个波斯湾”，油气资源潜力大，勘探前景良好。目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正式启动了深水油气的勘探开发战略，计划将在未来10年投入2000亿元用于南海深海海域油气开发。此外，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化）正在对东海油气的深水开发做前期准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油）在南海也有了区块，我国三大石油公司深海油气发展战略必将促进我国深海油气开发技术和能力的快速提升。“十二五”期间，深海油田勘探开发有望成为我国海洋油气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海水综合利用产业

我国海水综合利用始于20世纪60年代，尽管起步较早，但产业化发展进程缓慢。2007年以后，海水利用技术产业化加快，目前海水综合利用业初具规模。2009年，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增加值达到15亿元，2012年为11亿元。目前海水综合利用主要是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2003年国内最大的日产5000吨淡水的反渗透海水淡化示范项目在山东荣成建成投产，2007年山东黄岛发电厂2套日产3000吨的低温多效海水淡化示范工程也建成运行，据中国脱盐协会统计，到2010年年底，中国海水淡化的能力达到64万吨/日，相当于全球的1%；海水直接利用中95%以上是海水冷却用水，主要以海水直流冷却为主。目前，沿海地区工业冷却水已达一定规模，年直接利用海水总量超过400亿立方米，其中90%为电力企业。除了工业用海水外，海水作为国内市政及居民大生活用水也已进入试用阶段。目前，我国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已经迈出第一步，但是整体规模较小，层次不高。海水淡化技术和核心设备自主率低，海水直接利用主要方式仍是水电联产，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进展缓慢。制约海水综合利用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技术成本过高造成的市场需求不足，但是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淡水资源需求不断上升。随着技术的进步，成本也随之降低，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作为生产生活的基础性产业，在短期内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海水综合利用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海洋装备制造工业

近年来，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发展迅速，造船完工量及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大幅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造船国。2012年实现增加值1331亿元，造船出口额392亿美元，超越韩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造船出口国。但是，在“量”不断增大的同时，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发展的“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大型和特种船舶、大型船用发动机、游艇等高端船舶制造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要重点发展超大型油轮、液化天然气船、液化石油气船、大型滚装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产品及船用发动机等配套设备，同时稳步提高修船能力。除了海洋大型特种船舶制造外，我国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海上油气钻井平台设备制造初具规模。2011年5月，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建造的第六代3000米深水半潜式海洋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出坞，代表当今世界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技术的先进水平，目前我国已拥有批量生产海洋钻井平台能力。与此同时，我国深潜器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2010年我国自主研发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顺利下潜至3759米深海，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之后第五个掌握3500米以上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技术突破对我国深潜器制造商业化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十二五”期间，我国深潜器制造将会获得较快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深潜器、深海油气钻井平台、大型海上漂浮式平台等高端海洋装备制造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依托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于我国海洋装备制造业发展乃至海洋开发能力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洋物流业

海洋运输承担着我国南北物资交流和对外贸易运输的双重任务，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晴雨表。沿海港口是海陆联运物流的重要节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战略性资源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近10年来，我国沿海港口吞吐量年均增速16.4%，平均每年增长约5亿吨，2010年达到65.1亿吨（含长江南京以下港口）。同期外贸吞吐量增速也达16.0%，2010年达到24.3亿吨，占港口吞吐量的37.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港口建设高潮迭起，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严重压船压港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基本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目前，全国南、中、北三大国际航运中心框架已初步形成：以香港、深圳、广州三港为主体的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以上海、宁波—舟山、苏州三港为主体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大连、天津、青岛三港为主体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港、深圳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等重要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高居世界前列，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此外，港口集疏运体系基本形成。在集装箱运输方面，目前主要以公路为主，在全国港口集装箱集疏运量中占80%以上。近年来，国内港口开始注重铁路和水运集疏运方式的完善。例如，大连港为加强港口对东北腹地的辐射功能，率先提出了“公共班列经营人”的经营理念，并相继开通了至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吉林和满洲里的集装箱班列，大大促进了大连港海铁联运的发展。沿海主要集装箱干线港，如上海港、深圳港、天津港、宁波—舟山港等港口，也非常注重集疏运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些港口正在积极探索港口物流发展的新模式，其中的典型代表有上海罗泾新港的“前港后厂”模式，以及通过“无水港”构建港口内陆物流服务网络的模式。

本文由安静摘编自唐启升、杨宁生等编著的《海洋产业培育与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是中国工程院于2011年年底启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中“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成果。书中针对培育和发展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地位、国外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指出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发展重点以及有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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