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国学大师钱穆倾慕向往的“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这是一个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思视为人类文明史中承前启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本文为您揭示出一个丰满生动的“最雅的中国”。

宰我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某一天，他向老师孔子抱怨为父母守“三年之丧”未免太久，宰我说：

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阳货》）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坏乐崩”或“礼崩乐坏”的出典，春秋时代也常常被后人描述成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现在，让我们把春秋时代的总体特征作一个扼要的总结。

政治上，曾经的“赫赫宗周”灭于西北戎狄之手，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西周时代曾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已经变成远去的梦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是“礼坏乐崩”的一个体现。

社会结构上，西周时代确立的宗法制度在春秋时期得到大发展，诸侯国内是世卿大族林立，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晋的六卿，都有压倒公室的力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演变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这是“礼坏乐崩”的又一体现。

宴乐渔猎攻战纹展示图（战国）

社会状态上，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国争霸，这也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第一次社会大分裂阶段。而不幸中的大幸是，春秋时代的战争尚能秉持“争义不争利”的观念，强调“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第一》），与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迥异。争霸之战，以服人为目的，而不必赶尽杀绝；相反，兼并之战，以屠人为目的，必以灭国绝祀为功。

社会生活上，尽管春秋时代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但以钟鸣鼎食为外在表象的礼乐文明则依然盛行，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讲，比西周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礼乐文化的最高峰。

宗教生活上，周人重视报本返始，强调崇德报功，祭祀成为“国之大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祀体系中，尤重人鬼，这是宗法制度发达使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伦的必然结果。

思想观念上，崇德、尊礼、利民、守信和重义成为当时有识之士提倡的主流观念，贤人君子层出不穷，嘉言懿行不绝于书，令后人景仰并心向往之。

丧葬习俗上，“事死如生”是最为基本的原则，所以墓室如居室，聚族而葬宛如聚族而居；同时，笃信人死后魂魄分离，且灵魂有知，须臾不可离开祭祀，所以对死者祭奠不断。

在种族上，注重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华夷之别，不重血统，更重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别，所以戎狄可以进化为华夏，而华夏子孙也会蜕变为戎狄，春秋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在婚姻关系上，既追求两情相悦的男欢女爱，又受限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既强调婚礼的必要和完备，又多见私奔和野合；既褒奖贞女烈妇，又盛行私通和再婚。春秋时代，既是一个“男女有爱”的时代，更是一个“男女有别”的历史阶段。

而孔子的出现让春秋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春秋现实中的孔子，如他自己所承认，是“累累乎如丧家之犬”，但他的影响则彰显于后世，孔子和儒家思想造就了此后的中国文化。

《春秋》绝笔，战国七雄就要走上历史舞台，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崭新而又残酷的阶段。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条为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对比：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一个被雅斯贝思称为“轴心”的时代，一个被钱穆先生赞誉为“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一个令无数士人“心乡（向）往之”的时代。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孙庆伟著《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一书。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的关键时期。《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从周族起源、周人建国、宗周覆亡和平王东迁出发，利用文献和考古的“二重证据”，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列国争霸、礼乐文明、祭祀礼仪、伦理观念、丧葬制度、民族构成、婚姻习俗和儒家教育等不同侧面进行了系统而又扼要的描述，为读者揭示出一个丰满生动的“最雅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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