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临床用量，如果用历史的眼光，从上下时间的角度全面地去看，也如自然界的河流一样，是以年代为长度、以用量为宽度的流域，可以称为“中药临床用量流域”。从先秦到如今，中药始终处于临床实际应用之中，由此形成一条长达两千多年的用量流和用量流域。中药用量流域时而宽阔，时而狭窄，它承载着、也反映着科学、自然、社会、人文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北京中医药大学  傅延龄

方药用量流、用量流域是我在研究经方药物历代用量特点时提出来的两个概念。方药的应用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句话讲述的事实看似简单，如果仔细想一想，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讲的是相同的经方，相同的药物，如桂枝、麻黄、葛根、柴胡，以及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小柴胡汤，它们的应用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桂枝、麻黄仍然是桂枝、麻黄，桂枝汤、麻黄汤仍然是桂枝汤、麻黄汤，没有变化。一如我们几千年前吃大米、小麦，至今仍然吃大米、小麦没有变化。化学药物也有经久不衰的，如阿司匹林、布洛芬、硝酸甘油，但毕竟推陈出新，不断淘汰，不断创制，是大局面，是主旋律。中医历史上也曾有关“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观点，但临床历史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经方具有永远而旺盛的生命力。

经方和经方药物的应用薪火相传，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形成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所以，经方药物的用量，如果我们把祖孙父子师徒的用量相缀，也形成绵绵不绝的长河。分而言之，一首经方，一味药物，它们的用量，当我们把一代一代医家的用量连缀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条连贯的，不绝如缕的细流。于是我便提出来“方药用量流”的观点。

方药的用量并不总是相同的，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同的医家，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医家，他们的方药临床用量可能是不相同的。这就恰如一条河流，它从源头向下流去的时候，时而平缓、时而湍急，时而宽阔、时而狭窄。我们对方药用量流，也要把它看成一个四维的事物，而不宜把它看成一条细狭的、平坦的线条。于是我便提出来“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

《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正是我和我的团队采用“方药用量流”、“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进行历代方药临床用量特点研究结果的反映。我们选择了经方常用50味中药为代表，依据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得出了50味中药的5个基本数据：最小用量、最大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剂量、最常用量范围。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经方常用50种药物2000年的用量流域图，同时对每一幅图的图形特征，从其形成原因，结合医家的经验进行分析。相信这些工作能够帮助读者全面认识历代方药用量，拓宽视野，去掉人们在方药用量认识上的局限和枷锁。

石膏用量流域图。笔者运用“方药用量流”和“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研究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临床方药用量情况，通过对临床常用50种中药在两千多年时间里的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量和最常用量范围的统计，绘制每一味药物的“用量流域图”，直观、清晰地展示各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量特点。

谈到药物用量流域图，不能不说到我的遗憾。我曾设想采用计算机技术，把流域图做得更好一些，我想或许可以用颜色的浓淡来表达药物不同用量使用频次的多少。本书的流域图没有把药物不同用量的频次表达出来，这是不足的，应该承认这是缺点。

我这里还想谈一谈我关于方药用量的四个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汉唐时期：在这一时期，临床所用剂型主要为汤剂，用量很大，大抵皆如张仲景著作中记载的剂量，庞安时等人称之为“大汤剂”。第二个阶段是唐末两宋及金元时期：在这一时期，临床所用剂型主要为煮散剂，药物的用量很小，大抵相当于张仲景方药用量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甚至更小。第三个阶段为明清民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汤剂再次成为临床所用主要剂型，煮散剂的应用减少，退居为次要剂型。不过在药物用量上，由于经过从唐末到金元几百年，特别是北、南两宋煮散剂应用，医家已经习惯于小剂量，即使汤剂应用回归，但剂量却没有重新回到大剂量。第四个阶段为当代：在这一时期，虽然单味药物的用量仍与明清以来的用量不相上下，但每一个处方的药味数却大幅度增加。众所周知，经方的药味数很少，宋代以来，虽然也有少数医家常常一个处方用很多药味，但绝大多数医家通常一个处方仅用寥寥数味药物。而到了当代，处方药味数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北京某中医院对处方药味数的统计表明，该院一个处方平均药味数是18.5味，超过经方平均药味数的3倍。人们现在习惯把这样的处方称为“大处方”。这样的大处方，每一单味药物的用量与汉唐相比虽然不大，但每一个处方的药物用量总量却不小于甚至超过汉唐。笔者根据上述四个阶段的药物用量特点，把它们分别称为大汤剂、煮散剂、小汤剂和新大汤剂阶段。

黄芩用量流域图。从汉代到现代，黄芩在用量及治疗范围方面有显著变化。在汉唐时期，黄芩剂量范围不是很宽，但是其常用量、平均用量大。宋代黄芩的剂量范围最宽，但是其平均用量及最常用量较汉唐时期明显降低，呈现出显著的宽范围小剂量的特点。宋代之后黄芩的最常用量、平均用量基本变化不大，在各朝代略有起伏。金元时期以及明代剂量较宋代范围明显缩窄，其平均用量及最常用量也略有降低，表现出窄范围小剂量的特点。清代由于部分医家重用黄芩的原因，剂量范围较明朝拓宽，属于宽范围小剂量。清朝之后，黄芩的剂量范围变窄，应用范围较广，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是其剂量范围窄、用量小，仍是属于“窄范围、用量小”的特点。

古谚曰：“礼失求诸野”。又曰：“耕当问夫，织当问婢。”临床病症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药物的用量也应该是多样的。我们对历代药物临床用量特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近两千年的历史里，药物临床用量符合多样性的特点，药物的用量范围很宽。虽然在宋代以至金元，由于煮散剂是临床应用的主要剂型，临床药物用量呈现“小剂量、窄范围”的特点，但汉唐、明清及民国，药物的用量范围并不狭窄。而即使是两宋、金元，一些医家对于那些用“不可煮散”方剂的病例，药物的用量范围依然很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进入当代，临床药物用量的个性化、多样化逐渐丧失。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有关：其一，从1956年开始办规范化的中医药大学教育，至今近六十年，毕业学生数以万计。他们所受到的教育给了他们临床药物常用量范围。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中药的常用量范围也有规定,虽然《药典》并未说明其中给出的用量范围是不可逾越的法圈。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下，众人束手，天下归一。于是我们常常看到，即使很重的病情，医生开的中药仍然在常用量范围之内，一日一剂，不越雷池一步。当然，这样的情况主要存在于“规范管理”的医院。在那些非规范管理的医疗机构，时常还能见到不拘常规的应用。是耶？非耶？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问题。

我常常给学生讲这样一句话：知道常用量范围、法定常用量范围是重要的，而知道非常用量范围，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突破常用量范围，那却是更重要的。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傅延龄、张林、宋佳主编《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一书。《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是《中药临床用量研究丛书》分册之一，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之“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分析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课题成果。

《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以历代重要医家的大量文献资料为依据，用“方药用量流”和“方药用量流域”的观点和方法，全面研究两千多年时间里的临床方药用量情况，还原不同年代方药用量传承与变化的历史，并深刻分析其原因；通过对临床常用50种中药在两千多年时间里的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量和最常用量范围的统计，绘制每一味药物的“用量流域图”，直观、清晰地展示各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量特点；选择古今部分重要医家，分析揭示其临床方药用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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