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诗”是高士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科学诗，以充满诗意的想象和动人的比喻，引人入胜。他的作品，既是科学，又是诗。文学、科学与自然辩证法的高度综合，是其最根本的时代特征。

高士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在长达近60年的瘫痪生涯中，克服了巨大的病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科普作品。

写诗，也是我的爱好。我写过科学诗，写过抒情诗，还用英文写诗。我认为，诗可以言志。我要学习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做一个新时代的诗人。

——高士其

“科学诗”是高士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传播科学”提供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艺术形式，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诗歌创作的题材领域和思想内容，文学、科学与自然辩证法的高度综合，是其最根本的时代特征。

《天的进行曲》是高士其创作于1946年的第一首科学诗，也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参见《学习知识》，1946年第2卷第2期。全篇共41节，长达600余行，以大胆的想象、生动的比喻、通俗的语言和明晰的逻辑，描述了天体、宇宙及地球的发生演化和人类迄今为止对它的认识过程。作品以设问开篇：“天，什么天?”然后以四个排比句回答：

是屋瓦上的天呀!

是山尖上的天呀!

是原野上的天呀!

是海波上的天呀!

接着，又以动态的画面进一步作诗意盎然的描绘：

是白昼的天呀!

飞鸟在那儿盘旋，

白云在那儿遨游。

是黑夜的天呀!

星星在那儿聚会，

月亮在那儿独唱。

……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天，令人读来感到亲切、自然。由于深入浅出，特别适合于青少年的欣赏趣味。但科学诗的教育意义并没有停止在这里，而是要把对生活的日常感受，上升到现代科学的理性认识。于是，作品又展示出“天”的另一种形态：

是彗星的尾巴呀!

是冥王星的边缘呀!

是太阳的黑点呀!

是星云的外围呀!

这的确是“只有天文学家才知道”，尤其是作品对“天”的系列价值判断：

天是最伟大的，

也是最广阔的；

天是最深远的，

也是最遥久的。

在客观的世界里，

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比拟。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没有一种理想可以形容。

这里，充分表现了人类社会对“宇宙”观念的不朽追寻。从盘古开天地、孔子学说、圣经故事、希腊神话到托勒密、哥白尼、牛顿、康德、拉普拉斯、赫舍尔直至爱因斯坦，作品成功地划清了古今中外“荒唐无稽”的神秘幻想与科学探索的本质区别，赞美了同反动、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哥白尼、康德、爱因斯坦等科学先驱，讴歌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于是，高士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法则着眼，找到了宇宙间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并形诸笔端：

当生物是统一体的时候，

雌和雄是对立的；

当原子是统一体的时候，

质子和电子是对立的；

当太阳系是统一体的时候，

太阳和行星是对立的；

当星云是统一体的时候，

星云的引力和它的拒能是对立的。

最后，作品针对古往今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往往依靠“宿命论”束缚人民的革命意识，在历史观、社会观上害怕“变天”，在自然观、科学观上必然反对“天”变，而慨然宣布：

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得到同样的结论：

天也是矛盾和统一的整体。

天也是从不断地斗争中成长起来，

天不是不变的天，

天不是死硬派的天，

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

太阳不是天空的独裁者，

而是太阳系的领袖，

太阳和其他的恒星一样，

都是天国里的人民；

星云不过是一个大家庭，

地球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天是人民的天呀!

这里不仅是宣传科学的宇宙观，生动地反映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也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呼唤历史新天地的心声!高士其40年代写的其他政治抒情诗和科学诗，大都具有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与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如《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等。

高士其的科学诗，还有另一种“民歌”形态——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

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

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上病床。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

多少人家给它咬，多少人家得病亡。

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徒悲伤。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

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

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

肚子还欠七分饱，那有银钱买金霜。

(金霜就是金鸡纳霜的缩称，是一种治疟疾的特效药。)

这是卫生知识和“凤阳花鼓”的艺术结合，读来亲切自然，朗朗上口，不仅其中的科学道理令人一目了然，而且极富情绪感染力，是“科学诗”与民间说唱文艺的时代创新。

高士其在家中为某科普刊物题词

围绕科学诗的创作，高士其还进行了认真持久的理论思考。他说：“‘科学诗’包括‘科学儿童诗’在内，是现代文学中一种新的品种，它的特点就是把科学和诗歌结合起来，把一般人认为枯燥无味的科学，变成生动活泼富有诗意的东西。”高士其还针对人们常识中的偏见，指出科学虽然表现为理论形态，但它是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必然具有形象性和故事性的因素。到80年代初，高士其关于“科学诗”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他认为“科学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鼓舞人们向科学进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诗”，“另一类是以诗的形式来普及科学知识”，“人们常说的科学诗，一般是指后一类”。在高士其看来，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就有很多内容涉及科学。罗马诗人卢克莱茨(公元前99—公元前55年)的长诗《论物的本性》和大致同时代的中国《诗经》、屈原的《天问》中，也都记载了许多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知识以及地震等自然现象。陶渊明、李绅、刘禹锡、苏轼、王之涣、戴复古、朱熹、辛弃疾等人，也都曾写过融会科学知识的诗词。尤其唐诗近5万首，内容极其广泛，“有的篇章也谈到了科学问题”。高士其的“科学诗”概念比较宽泛，并注重其社会功利价值：

如算术、珠算的歌诀，便利使用者运算，节约时间、劳力，对数学以及天文学等的普及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力；医药方面的歌诀，便于初学者学习、掌握、运用各种医药知识，对传播祖国医药遗产、保障群众健康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农业蚕桑生产方面的诗歌，对传播普及推广先进的耕作养蚕技术，发展农业蚕桑生产，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都受到了群众百姓的欢迎和好评。

高士其还特别推许18世纪的俄罗斯大科学家、科普作家罗蒙诺索夫，创作《女神》的郭沫若，以及30年代在《儿童世界》发表科学诗《新火车头的歌》的董纯才，认为是他们“开辟了科学与文艺相结合的道路”。高士其的“科学诗”研究，还注意到语言技巧、儿童心理及哲学思想修养与时代性等许多方面。在今天看来，有些观点可能已不太完整，需要修正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从40年代开始创作，到8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科学诗”的艺术探索——这在中外现代作家中都是难能可贵的。他对科学诗的某些理论总结和创作实践，必然属于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

总之，高士其的科普文艺创作起点较高，成熟快而影响大。早在30年代，他的《细菌与人》等作品集一出版，就“很受读者的欢迎”。在开明书店的一次集会上，张天翼曾对高士其说：“你的作品，深入浅出，富有趣味，很能引起小读者的兴趣。”他自己则特别欣赏其中的《咳嗽与放屁》。周立波当年也为高士其的创作写过书评，把高士其比做《暴风雨所诞生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直到80年代，臧克家还清楚地记得40多年前读高士其的科学诗，“觉得别具一格”。他评价说：

高士其同志的科学诗是美丽的、动人的。他把科学领域中形形色色的东西，什么镭呵、钍呵、电呵、光呵，都赋予生动的形象，使一些看不到的事物有了具体形体，使一些无声无嗅的东西有了声音和气味。他不但使它们形象化，而且使它们性格化了。使它们既严格地合乎科学要求，又栩栩如生，饶有趣味。他的科学诗，不是枯燥地以诗的形式图解科学，而是以充满诗意的想象和动人的比喻，引人入胜。所以，他的作品，既是科学，又是诗。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高士其著《高士其自传》一书，节选自刘为民《论高士其科普》一文。《高士其自传》是一本特殊的回忆录，是由高士其晚年在住院期间亲笔撰写的。高老用平淡而朴实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了他极其传奇的一生和内心的独白。在这本回忆录中，既能看到他一些鲜为人知的童年趣事和求学经历，又能看到他走上科普创作之路中的艰辛和坚韧，还能看到他与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从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老的一生是苦难而悲壮的，但他却以无比幽默乐观的心态走完了这看似苦难悲壮的外在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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