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哲学的思考与历史的探究密切结合在一起，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理解科学及其历史。

这里呈现的是一个无形学院十余年持续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及成果。这个无形学院的大本营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文化研究中心，其成员现在分属不同的学术机构。有关工作始于这样一种构想：将哲学的思考与历史的探究密切结合在一起，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理解科学及其历史。

在这种长时段的视角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条相互交织的研究线索，其一是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二是科学实践的制度化进程。在第一个维度上，我们可以在柯瓦雷(A. Koyrè)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霍尔顿(J. Holton)的“基旨分析”，乃至在文德尔班(W. Windelband)关于“人类思想的永恒结构”的探讨中找到编史灵感；同时，也可以在默顿(R. K. Merton)社会学研究的“中层策略”中发见基于学科史的研究界面，如以物理学史、化学史等学科史为基础展开哲学思考，并将对于科学的哲学思考建立在这种思考之上。从科学编史学思考上升至科学哲学思考，这意味着，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一切问题，甚至有必要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进行系统更新。

在思想史中，我们尝试沟通思想史方法与社会史方法，探讨新的综合的进路。通过引入“SMV分析”(S：Science；M：Metaphysics or Methodology；V：Value analysis)，我们尝试解析个人、群体乃至整个文化的知识传统及相关的科学传统。无论是对于一个像牛顿这样的“完整的人”，还是对于完整的科学家群体或科学文化，通过比较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群体及不同的文化之间在S、M、V这三个界面上的差异，理解相关的历史互动进程。这种做法实际上预设这样一个前提，任何人类社会均是知识社会，只是不同社会或文化在不同时期对知识的类型有不同偏好。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历来容纳着一个具有系统和相对独立意义的科学传统，而在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缺乏这种系统性，不存在与西方自然哲学相对应的完整的自然知识体系。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科学文化史的系统研究方案，对“人文传统”进行分类，借鉴柏拉图情感、理性、意志三分法，识别三类人文传统。其中，以理性为特征的人文文化及相关传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文化及科学传统，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如启蒙运动以科学为典范。在此意义上，科学本身即是一种人文。

越出思想史界面，从哲学思考角度重置思考与分析进路，需以库恩、哈金(Ian Hacking)这样的当代科学哲学家乃至后现代相对主义论者为参照，而不仅仅是在由霍尔顿、默顿、萨顿(G. Sarton)、柯瓦雷等史学思想家构成的学术语境中思考问题。当然，作为职业科学史学者，我们从来就不曾怀疑，在科学理论（指可演绎出可观察语句的理论）的背后，存在着一套形而上学的东西，这些东西，从科学史角度看，可谓根深蒂固、经久不变。它们是科学理论之母，可以保护理论，也可以孕育新理论。

在此意义上，科学本身即是一种人文。

转入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综合思考，我们有以下一些明确的目标：

1它要为实验正名，因此需要分析实验在哲学思考中、在历史上兴起与失落的过程，需要探讨20世纪以“假说－演绎模式”为核心来发展的科学哲学思潮，探讨何以由此走向相对主义。

2它要回避简单回到逻辑经验主义老路的做法，因此，它从一开始便承认“观察渗透理论”，但却不认同“范式不可通约论”，因此，它要回答何以跨范式、跨style乃至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在此方面，我们可以以外部世界同一性及卡尔纳普“相似性原理”为参考资源，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类理解和思考是创新的源泉。

3它要从着重探讨空间上并置的“科学共同体”转向在长时段历史上的“学术思想谱系”，同时，要将科学－创新进程理解为“多主体游戏”，以“学术联合体”概念替代“共同体”。

4它要基于学科史上的重要案例，揭示形而上学的长时段的历史作用。这些形而上学，是人类探索自然现象及过程的基本的智力底座，没有它们，连外部世界的同一性和统一性都无法为人类思想者所意识到，也就没有自然哲学，没有物理学、化学了。落实在学科史的界面上，如在化学史上，我们便可以看到元素论化学和原子论化学这两大化学传统（我们称之为元化学理论），自古希腊以降，这两大传统及相关实践相互交织、相互砥砺，终于在拉瓦锡(A. L. Lavoisier)、道尔顿(J. Dalton)时代导致了现代化学学科的诞生。光学史及其他许多学科史上亦存在类似现象。

5它要揭示在理论缺位（前科学时期、科学理论更替期等）情形下，正是这些元科学理论引导着相关的实验探索，使之不致成为一盘散沙，由此，要研究或然性的“猜想”“推理”过程，如最佳说明推理（皮尔士“溯因推理”）等，借以说明人的智慧与人的经验探索之间的互动过程。

6它要对实验探索进程作系统理解，区分实验的类型、层次（可将实验层次分为“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两个层面，下属各类平行实验、对照实验、探究性实验等），描述“实验的精致化进程”；它要恢复实验的判决性意义，以实验系统（而非单个实验，如单个可观察语句的检验）的整体支持与反驳来解释科学理论的接受或遭受拒斥的过程。

7还有，它要以历史为指归，要趟过“史料的雷区”，在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中站住脚跟，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研究的案例涉及波义耳(R. Boyle)、牛顿(I. Newton)、拉瓦锡、麦克斯韦(J. C. Maxwell)、海森伯(W. K. Heisenberg)与玻尔(N. Bohr)等。

《科学的历史与哲学》这套丛书的一半内容就是表现上述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探究进程的部分结论的。还有一半的内容用于呈现我们关于科学制度化进程研究的结果。

科学制度化的动因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者以求真为直接目标（如近代科学）、一者以致用为直接目标（如宗教、医疗）、另一者兼顾前二者，或表述为“求真+致用”（学院科学），或表述为“致用+求真”（国家科学）。

制度化研究通常属于社会学范畴，但这套丛书旨在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制度化进程。历史方法就社会学研究而言，本来就是一种基本方法，与经验调查方法相当，如《金枝》《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作品均大量使用历史手法。

社会学中的制度研究主要涉及人才、资源、评价、互动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描述其结构与功能，并通过经验调查来呈现研究者的理论构造。历史视角下的“制度化进程”当然也涉及前述内容，但视角变化后，我们主要研究科学制度化进程的不同相态、动因及深层理念的制度表达。

现代科学的制度化进程，从历史角度看，可分为四个相互交错的相态，其一是科学技术学会的出现与发展，在此方面，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子类：以科学为主的（如皇家学会）、以技术为主的（如富兰克林学会），以及科学－技术兼顾型的（如月光社）学会；其二是现代科学诸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的研究只涉及化学学科）及相关社会化进程；其三是科学的国家化进程，所谓科学的国家化进程，系指科学作为子系统整合于国家机器之中并形成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文化综合体的进程，在此进程中，科学系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往往随之下降；其四是超国家界面的科学，如苏东阵营、欧盟的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国家之间合作兴办的科学事业。

除分相态研究外，丛书还包括一本带有论述制度化进程及动因的理论著作。它试图说明，科学传统总是生长于更广泛的知识传统之中，由于各种文化传统相异，科学传统的发展路径亦相异；近代科学传统是世界文化长期汇聚之果；科学原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科学发展机制及路径相异；科学制度化进程不同相态在时间始于不同历史时段，其具体制度特征与相应的社会－文化与境及时代特征有关；科学制度化的动因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者以求真为直接目标（如近代科学）、一者以致用为直接目标（如宗教、医疗）、另一者兼顾前二者，或表述为“求真+致用”（学院科学），或表述为“致用+求真”（国家科学）。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袁江洋主编《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丛书》的总序。《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丛书》贯彻从历史案例出发研究哲学、在哲学理念指导下分析历史的编撰理念。丛书分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制度化两个系列，每个系列五册，分别围绕同一个核心议题从五个不同方面展开研究，而同时每册著作又自成一部独立、完整的学术专著。

科学哲学系列

主要围绕科学认识的基础这一科学哲学中的关键性议题展开研究，试图立足于科学史，重构观察—理论—实验三者间的关系，通过引入元理论、实验系统等的新概念，重新分析科学史上的经典“判决性实验”，恢复实验在科学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

• 《判决性实验：拉瓦锡化学革命研究》（已出版）

• 《牛顿光学思想研究》

• 《元科学理论与溯因推理》

• 《实验、理论与形而上学》

• 《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制度化系列

从制度化进程的视角来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这一视角基于这样的一种核心理念：科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一种鼓励科学探索的精神理念和文化传统，一套鼓励并为科学探索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的制度及相应的机构逐渐建立、完善和推广的过程，我们将从这些角度出发，对现代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

• 《科学无国界：欧盟科技体系研究》（已出版）

• 《早期的富兰克林学会（1824-1837）》（已出版）

• 《技术范型》

• 《现代科学制度化进程研究》

• 《伯明翰月光社：科学、技术与工业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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