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京秀  著名生态人类学家，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韩国人类学学会会长。发表论文300多篇，著述30多部，其代表作为《环境人类学》。因其《粪便是资源》一书，被称为“粪便博士”。

人类的生存史就是环境的发展史，亲环境即亲人类。环境问题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

悲剧性的文化变迁一旦酿成，受到损害的不仅是文化本身，还会危及当事人的精神支柱，更可怕的还在于将会引发严重的生态恶化。

——全京秀

中国学者对全京秀了解不多，这仅是一个机遇问题，一旦了解了他，中国学者肯定会对他的学识和人品充满崇敬。他于1949年生于韩国釜山市，本科和硕士攻读的都是文化人类学，而且都是在首尔大学取得学位。他的早期研究对象集中在韩国西南海岛上，特别是珍岛，因为这里是韩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地带之一。1976年以后，他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82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他先后接触了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萨林斯、拉帕波特等，其中与拉帕波特的交往最为密切。同时他还因为在美国的研究成果受到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高度重视和赞誉，并与他结为忘年之交。1982年至今在母校韩国首尔大学担任人类学系教授。全京秀不仅是知名的人类学家，而且精通英语和日语，西方和日本的很多人类学名著往往都是经过全京秀介绍到韩国的。

全京秀的代表作有《粪便是资源》、《韩国人类学百年》、《环境·人类·亲和》，以及新作《粪便也是资源》。此外，他还用多种文字在世界著名期刊上发表过论文300多篇，可惜的是，这些有影响的著作还没有来得及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环境人类学》就是将《环境·人类·亲和》与《粪便也是资源》合并为一本，并以“环境人类学”的书名在国内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粪便是资源》这本书一发表就立即引起了轰动，但反应却大不相同:有的人感到惊讶，一个知名的学者竟然如此认真地去讨论粪便;当然也有人认为，全京秀的想法会影响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人认为，全京秀提出的环境对策缺乏可操作性。然而这本书却打动了韩国的很多民众，他们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回归传统的理论依据。因而，尽管有人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将全京秀戏称为“粪便博士”，但韩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金容汉教授却始终支持全京秀的观点。因而，全京秀本人并不介意别人称他为“粪便博士”，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环境人类学应当正视的大问题。他的这一立场在1994年获得韩国江源大学人类学教授金容汉的支持，并为全京秀的著作，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使得该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催生了全京秀的另一本著作《环境·人类·亲和》出版，并激励了全京秀修订《粪便是资源》的决心，结果在2005年全京秀推出了另一部新作《粪便也是资源》。

韩国济州岛生态再循环的典范“通西”（猪圈茅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的现代化进程驶入了快车道，出于应对国际环境压力的需要，韩国政府当局大力从欧美引进了现代化的技术和装备，刺激韩国农业的发展，希望尽快摆脱粮食短缺的困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围海造田。在韩国围海造田最容易操作的区段就是韩国的西南浅海区，而这一地区正好是全京秀长期研究的田野工作基地，因而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全京秀极为敏感，并及时的在他的著作中得到反映，同时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行的对策。此外，化肥、农药的滥用，外来农作物的引进也是全京秀十分关注的课题。他的很多著作都是来自于韩国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应，有关成果在《环境·人类·亲和》一书中有较为系统的反映。

正当韩国政府盲目引进外来技术，无意中损害了韩国“共同体文化”时，韩国的民众也积极地做出了回应。他们对政府的草率决策表示不满，并组成了很多群众团体，掀起了“亲环境农业运动”。他们要求维护韩国农业的存在价值，同时向都市居民宣传传统农业产品的安全和优质，力图在都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亲环境农业运动”在20世纪末，已经席卷了韩国全境，而韩国西南部的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和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都成了这个运动的中心。韩国农民的社会实践对全京秀的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全京秀的研究不仅配合了他们维护生态的努力，还给他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建议，全京秀与韩国农民也成了好朋友。就这个意义上说，全京秀不仅是一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社会工作者。全京秀代表性的专著《粪便是资源》（韩国首尔：桶木出版社，1992）和《粪便也是资源》（韩国首尔：知识社，2005），完全可以视为是“亲环境农业运动”的理论概括和哲学透视。

全京秀从人与生态必须和谐这一立场出发，审视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外来技术引进的副作用。其中，他特别关注由此导致的韩国传统文化的变迁，当然，也更加关注人在这场技术快速引进中的遭遇。他企图通过具体的事例，说明在引进外来技术时，不能够受感情和利益的驱使，使该技术贴上先进的标签，而贬低本民族的传统。他立场鲜明地指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不存在好坏之分，但对特定的人群而言合适、适用才是好的技术，也是值得引进的技术。在引进外来技术时，绝对不能上推销商的当和外国企业的当，应当先看看我们需不需要，能不能把它用好，这才是决定是否引进技术的关键。否则的话，随着外来技术的疯狂引入，韩国传统文化必然蒙受重大的冲击而发生悲剧性的变迁，最后不仅不能消化和改进这些技术，反而会成为这些技术的奴隶。在这里，全京秀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唯技术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维护了韩国传统文化的尊严。

悲剧性的文化变迁一旦酿成，受到损害的不仅是文化本身，还会危及当事人的精神支柱，更可怕的还在于将会引发严重的生态恶化。全京秀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意在表明，随着文化的变迁，韩国的生态环境正在极度恶化，土地、水源等都受到了污染，特别是韩国西海岸的传统渔业收成几乎是江河日下，这都是各种外来技术间接种下的祸害，并且都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全京秀将生态的失衡与共同体文化的危机联系起来。生态失衡并不是作者的新创，而是从生态学引进的概念，但“共同体文化”却是作者首次启用的学术术语。作者提出这个术语有他的特殊用意。原来韩国的民族构成十分的单一，全国90%以上的居民都是高丽人，因而，在韩国的现代化进程迅速扩大时，韩国的城市和农村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二元结构。城市的都市化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农村却能较长时期的保存着本民族的传统，但韩国农村也不是乐土。都市的飞速现代化，诱发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这样的生态失衡也反冲到了农村。更可怕的还在于，伴随着生态失衡而来的是思想的改观，最后使得即使在农村，传统文化也难以为继。韩国的农民也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样，大批地涌进城市，使得农村空壳化。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礼仪乃至传统的观念都面临着延续的危机，这显然不是个人行为导致的结果，而是一个文化群体面对冲击后，被迫做出的选择。

为了揭示韩国农村的这一巨变，同时又得顾及到韩国的城市和农村是同一个民族这一个客观国情，全京秀才有意识地引进了“共同体文化”这一特有术语，意在强调文化的社群属性。要挽救文化的危机，得靠社群的努力。他的这种考虑显然有他的道理，但如果考虑到文化的集体共享性，早已是文化人类学圈子内的共识。强调“共同体文化”，对中国学术圈而言意义并不大，仅是对韩国有其特殊的价值而已。但重要的在于，全京秀并没有把生态失衡孤立起来，做自然科学似的解读，而是把生态失衡与人类的群体行为联系起来，进而认为，如果生态失衡对人类而言是一场灾祸，那么这场灾祸应当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因为，在他的田野调查点上，观察到的事实正在于，生态失衡与共同体文化危机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要确保生态恢复平衡首先该抢救的不是生态环境而是共同体文化，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当前的生态建设正好具有直接的启迪价值。原生态文化保护，并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出于生态建设的紧迫需要去采取的保护措施。听任原生态文化的消失，生态建设必将失去来自于集体社会合力的支持与协调，如此生态建设也难以做好。

人类通过文化去占有和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人类自身也在发生改变。但如果人类自身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那么人类的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人类要么选择有序的稳态延续发展模式，要么选择损害子孙利益的发展方式，但后果人类自己应该知道。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韩]全京秀著，崔海洋、杨洋译的《环境人类学》一书。《环境人类学》是韩国著名生态人类学家全京秀教授的代表作。作者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过去一个世纪，人们一直强调人类的主导作用，忽略环境的影响，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作者通过系统考察朝鲜半岛历史中的生态和人文环境，旨在探索一条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主义道路，并通过评述人类学中关于环境问题的基本争论，为读者呈现了环境人类学的基本脉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粪便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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