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所生活的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职业读书人”的时代。朝廷通过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的科举考试，来甄选并选拔符合其标准的优秀读书人出仕社会；对于散布在民间的士子们来说，只有通过科考，金榜题名，才可以获得较为高贵的官场地位和优渥的经济待遇。从此或为官在朝，或宦游四方，或为乡绅、学士、塾师，皆足以参与中、上层的社会生活。

在朱熹时代，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所谓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的观念，早已深得朝野人士的认同，而雕版印书技术的普及，使得民间小康之家易于置书、读书，于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功名荣华，便成为了一般南宋士子的抱负所向，而其中的佼佼者，则以儒家文化的传人为己任，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1020—1078年）所言，以文化的存亡绝续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人生的终极关怀。

“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

在《朱子语类》卷一零四中，朱熹夫子曾自述其成长史上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是在他十来岁时，读到《孟子·告子》篇中“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一节，顿悟了人皆可以为尧为舜为孔孟夫子的道理，从而喜滋滋地立下了“圣人亦易做”的远大志向，直到晚年才忽发感慨道：“方觉得难”。

那么，一个读书人向做古圣贤人的目标努力进取，“难”在何处呢？

在朱夫子看来，首先是“读书难”。假如说能说会道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能力的话，那么，识文断字，则是一个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启蒙扫盲受教育之后，才能形成的一种文化认知能力。而仅仅识文断字不够，还必须要有透过字句篇章领会圣贤道理的能力，这也就是朱夫子所要求读者追寻的“语脉”。

他曾以读《论语》、《孟子》为例，指导学子读书门道，并现身说法道：

（读《论语》、《孟子》）须是著力至诚去看一番，将圣贤说底一句一字都理会过。直要见圣贤语脉所在，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圣贤语脉因何如此说。直是用力与他理会，如做冤仇相似，理会教分晓，然后将来玩味，方是见得意思出来……     （《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体究公事处，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论学一段（见《论语·学而》——引者注）分明。后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已遣行李，无文字看，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见《孟子·公孙丑》——引者注）语脉所在。（《朱子语类》卷一零四）

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无总在一处底。而今只得将《论》、《孟》、《中庸》、《大学》熟看。如《论语》上看不出，少间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论语》上底，不可道《孟子》胜《论语》。只是自家以前看不到，而今方见得到。   （《朱子语类》卷一二零）

朱夫子认为开卷读圣贤书，须识那字面背后的“理”：“读书须去里面理会，譬如看屋，须看那房屋间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墙壁粉饰。如吃荔枝，须吃那肉，不吃那皮……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某自二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面寻到那精英处，方是。”

朱夫子的体会是：“治学难”。在《朱子文集》卷六十中，有朱夫子答朱朋孙的信，其中说：“夫学非读书之谓，然不读书又无以知为学之方，故读之者贵专而不贵博，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得也。”

就治学而言，他曾经批评自两汉经学以来诸儒的风气道：

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贤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最后自然是“知易行难”。他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卷一零），“圣贤之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 （卷一零）“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著力，方可” （《朱子语类》卷四十三），“盖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朱子大全》卷三十五）。而其终极关怀在于：

学者须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为学者，听人说一席好话，亦解开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岁月，无可理会。    （《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学者最怕因循，莫说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要不间断，积累之久，自解做得彻去。              （《朱子语类》卷一一三）

这里说的是知书达理、躬行实践的问题。他认为：“智是知得到，圣是行得到”，“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若知不高，则识见浅陋；若履不切，则所行不实”，“知识贵乎高明，践履贵乎著实。知既高明，须放低著实做去。”    （《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他认为，知识与智慧的辨证关系是，在求知得识的过程中增智长慧；而同时，用知识和智慧，付诸执行付诸实践，那么知识力与实践性、智慧性与执行力相得益彰，互补互益，一个读书人就可能超凡为“智者”，由“智者”而后“入圣”了！他说：“圣人也不是不理会博学多识，只是圣人之所以圣，却不在博学多识，而在一以贯之。”

因此，“智是知得到，圣是行得到”，是朱子读书法的前提。朱夫子论读书，常常是同人生这一根本命题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生虚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惧，真当勇猛精进，庶几不虚作一世人也。” “人生诸事，大抵且得随缘处，勉力读书，省节浮费，令稍有赢余以俟不时之须乃佳耳。”

圣人比常人先明白而且彻悟了人生的本质性意义——人生不仅仅是为了百年之间的“倒计时”式生存，也不仅仅是要体面地生存，而且还要发展，有尊严地发展；人生的意义在于用自己有限的人生财富时间，去求索人类无限的未知空间；让自己的生命，对这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世俗社会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让子孙后代生活得和谐幸福。或如张载所总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 （《朱子大全》卷四十八）朱夫子是“边知边行”的“知行合一”论者，他主张知识是智慧的理性基础，行动是知识和智慧的人生实践。也就是说，朱夫子认为，由“知”而“智”而“行”，然后超“凡”脱“俗”入“圣”，是读书、治学、为人的最高境界。

“今人得书不读，只要卖钱，是何见识？”

“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须予注意的是，朱熹夫子定居之地建阳，与福建境内这一书业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

朱熹曾说：“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他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麻沙版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往不至。”说明在南宋时，他所长期读书教学所在的福建，在国家地域位置和文化传播中心上的变化。

比朱熹早出世约半个多世纪的叶梦得（1077—1148年）就曾评说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易成故也。”（《石林燕语》卷八）而比朱熹晚生约半个世纪的刘克庄（1187—1269年）在担任建阳知县期间的印象是：“坟籍大备，比屋弦诵。”可见朱熹生活所在地，实际上正是南宋的知识传播中心之一。而因朱熹夫子的教学、导读、著述活动，又反过来训育了人才，促进了当地读书、著书和藏书风气的发展，推动了书业的进步。

朱熹这个祖籍徽州的学者，对于福建的回报是巨大的。朱门弟子在福建多达164人，其中建阳就有99人。更可贵的是，在他的表率下，从此形成了作风上吃苦耐劳，学风上不尚空谈，学业上专心致志，学问上务求致用的优良的“八闽学统”。

朱夫子的学说，又被称为“闽学”。因为朱子学在福建的传承，所以八闽之地又曾经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称，就如岳麓书院因为他的讲学而有了“潇湘洙泗”的美称一样——“海滨邹鲁”和“潇湘洙泗”是封建文教事业上一块至高无上的金字招牌，比之现在风靡一时的“世界人文遗产”的国际知名品牌，其含金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来！

朱夫子一生共撰专著26种，编校汇辑、单篇刻印的有19种，总其文字约有2500万，且得时代条件之赐，“其著作大多生前即有刻本”（徐德明《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前言）。福建有学者指出：

由于朱熹在闽北大倡理学，并以书院为据点，建宁府书院林立，成为全福建路之冠，大兴藏书与著书之风气，为建宁府书坊提供出版资料和丰富稿源……且本地学校、书院众多，拥有相当数量学生，是书坊的可观读者群。（林应麟《福建书业史》第四章）

朱熹刻书，一是为了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以及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张、二程等人的著作，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二是为了解决其所办书院生员的教学用书；三是为了弥补其俸禄之不足，维持生计。（方彦寿《朱熹与考亭书院刻书考》第四章）

从而在主、客观两个方面为朱熹介入刻书活动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朱夫子刻书，其初衷或有“刊小书板以自助”（张栻《致朱用晦》）的经济目的，也曾为《孟子集注》“为建阳人贩卖甚广”（朱熹《答郑子上》）而欣然，更或有意外之喜，如陆九渊门人彭世昌从江西来家造访：“问何故而来？先生以书院颇少书籍，因购书故至此。” （《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

但此项事务，不时引发朱夫子的烦恼。除了“不告而刊”，即将其未定稿擅自刻书卖钱“煞误看读”和“闻有盗印者”两种情况外，他还曾慨叹：“今人得书不读，只要卖钱，是何见识？苦恼杀人，奈何，奈何？” （朱熹《答廖子晦书》）可见朱熹夫子在南宋时代那个以本逐利的图书市场中，也未能幸免于两难。

本文摘编自徐雁所著《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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