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演进的又一个里程碑，故而，也曾流行过“文字是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的标志”这种观点。

就中国文字而言，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系辞》）—它一开始，就与“治”、即与天地先祖神灵的告诫以及统领人们思想行为的意旨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并非现今“常识”所认为的，是表达及记录劳动言语的工具。

从考古看，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掘出了距今8000年的甲骨契刻符号，与殷墟甲骨文某些字形相近。陕西一带出土的一些彩陶上，共发现684 种刻划符号，有的符号单独出现，有的则反复出现数次。距今5000 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了与甲骨文接近的方块形符号，形态规整，有的施彩，分布在千里之内，说明它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行的表意符号。到了距今4500 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了与甲骨文相近的陶文，如山东丁公龙山文化的陶文，论者多认为是早期的象形文字，惜至今尚未能解读。

我国发现类似刻符的还有不少遗址，三峡、闽台等地的遗址中也发现少量刻划符号，但与北方迥异，应源于另一个原始文化系统。这说明不同文化区大体都各有自己使用的一套表意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字从陶文到后来的殷商甲骨文，都出现在彩陶、卜骨、鼎等神器之上，具有一种凛然至尊的宗教属性，这种属性一直伸延至近代“敬惜字纸”的民俗观念。由此可见，中国文字产生的原因，并非在于作为一种日常用语的记录，而是作为一种人与神之间沟通的媒介而仅由巫及祭司所掌控应用，它具有与原始图腾相类的神圣功能，或者说，它是图腾内所蕴含的“密码”在某种程度上的展现，是图腾内涵更翔实、更具细节性的延伸。

颛顼宗教改革后，“绝地天通”之权集于“中央”，自然，主要用以记录及传达天意神旨的表意符号也必须相应由“中央”作出规范，以免“文”出多门，产生歧义，造成“治”的失序。于是，制定一套可令原先各古国方国都能领会的新表意符号就势在必行了。所谓“仓颉造字”，看来是史前文字首次规范化的史影。

以上属于从考古学角度作出的逻辑推论。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创造文字之时，天上下起粟米、地下鬼灵痛哭。这象征着中国文字实行统一规范时所具有的“惊天地、泣鬼神”、万象为之一变的非凡意义。而把“仓颉造字”归之于黄帝之时，看来是后世为了加强文字权威而作出的附会。

龙山时代以降，“万国”间频密兼并往来，交流范围迅速扩大，原先人神沟通的表意符号就被引申至国与国上层社会的信息交流之中。但要使一种表意符号能在“万国”之间流行通达，就必须有一种万国服膺的权威力量通过行政手段对原先万国各自表述的原初表意符号予以统一，就这样，“万国”之间流通于统治阶级的“国际通用文字”出现了，这就是初始的中文—一套并非记录话语，而是凌驾于话语之上的、主要用以表意、记事、状形的文字系统。我们现在看到的商周甲骨文应是成熟了的“国际文字”，之前的陶刻符号可能是区域性表意符号，但这之间是如何过渡，具体在什么时候，是否确切地由“仓颉”受命编撰统一文字？这都有待于考古学方面提供进一步的实证。

中国“文言”这套基本上不是表达口语的文字系统，此后便一直置身于“庙堂之高”处，成为一种权力因素而为统治阶级所掌控，与国家暴力并驾齐驱，用以通神、记史、定律、制衡、录天文、堪地舆、布政令、施教化……文字发展到以后的科举，依然与“礼”一般“不下庶人”，如要脱去布衣，披上儒服，晋身“准统治阶层”，那就非要付出“十年寒窗”的代价去掌握文字不可。文字，仍是统治阶级“治”的专利。

中国文字这种迥异于西方的权威性，直至20 世纪帝制终结、民权开悟后方始式微。

本文摘编自江志文监制《画说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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