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话语中的科学结论有两个主要组成成分。一个建立在对科学知识确定性的公众期望基础上；另一个体现在公众和科学领域内信仰观的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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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结论的不同理解：酸雨的例子

“酸雨”现象阐述了对科学结论的不同理解。最好称这个现象为“酸性沉积作用”，因为除了降雨，尘灰、雪和雾也能把酸性化学物质传送到生态系统中。通常在广播或出版物中常这样陈述：“科学家认为酸的沉积作用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

事实上，某些水域和陆地系统中的酸沉积的效应、原因和机制能达成一致（Ad Hoc Committee on Acid Rain 1985）。所以，在科学基础上，不应该使用“相信”这个公众内涵的名词。更确切地说，科学团体对酸沉积的原因、结构和具体效应能达成一个客观的结论。常识上看，某个人或社团选择减少酸化作用来源的行为或行动，这是一个“信赖”或“相信”的问题，即做这个行为或不做这个行为是个人或社会的价值观。

媒体怎样对待科学的结论，不仅反映了公众对某种信赖的科学结论的理解，也反映了媒体对公平的基本渴望。来自各种媒体的记者遵循长期存在的公平性原则，习惯于提出某个主题的不同观点。对于某些类别的科学主题来说，这种方法仅仅是一张入场券。在知识前沿上，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确实产生了各种相对抗的理论、假说、模型和解释。这是科学运行中的一个很大的组分。这些选择被分类，并最后集中在一个最佳解释上。这个过程使科学家最终选择那个最匹配现象的理论，可获得最多独立检验的假定理论，有最多种证据的理论。科学的过程，在每个学科历史中的某些阶段，都能被合理地报道成一场极大的混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或得到一个正确的、可证实的理论。当在某一领域中科学已达成某些结论，那么它们就应该被报道（Linkens 1992）。如果发现某个结论能更好地匹配数据或如果新数据对已建立的理论产生挑战时，记者应意识到结论能发生变化。然而，任何时候存在的大多数科学理解都是未引起科学界争论的结论。在这类例子中，记者为了保证公正性而选择相对立的观点进行报道，就不能准确地反映科学的当前状态。这表明科学的报道应该遵循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对许多问题都采取相对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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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者来说，比较困难的部分是几乎总能找到一个科学家或某些其他方面的专家表达一个反对的观点；总能找到一些持有过旧理论的人士；总能发现一直尝试创立一个新的可替代理论的人士；也总会出现声称拥有能推翻已接受的理论的数据的人士。在一些例子中，这些选择是正确的；而在其他例子中，它们是错误的。有时一个科学争论正处于早期或发展状态，有时争议的解决获得了多样的团体或无偏见团体的认可。记者应该对围绕某个结论的科学舆论的影响极为敏感，因为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而不是无联系的观点（观点之间相互竞争以引起关注）的一个超级市场。如果一个科学团体在仔细地、批判性地质疑某个结论后，明确地陈述了它的结构的话，那么公众就应该知道这个结论是什么。意见上的统一不仅是我们成功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也是科学在技术上和管理上成功应用的基础。

刚刚讨论的大多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科学中存在一个接受理论的连续体（下图；Baucer 1992，Ziman 1978）。一侧是“课本科学”，这门科学中包含了大量已获得证实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强调经验内容。我们可能会发现与课本科学相矛盾的论点。另一侧，是“前沿科学”，前沿科学在建立新理论或从概念上审视和检验新出现的领域组分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最初尝试。这里也可能存在争论，因为事实和概念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实际上，在概念与观察现象之间对话时，强调这些组分的重要性，也会引起争议。记者也许会通过确定某个实例是关于课本科学的，还是前沿科学的来消除自己和公众的困惑。也许更微妙的是，某个问题可能同时包括课本科学组分和前沿科学组分，因此对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能避免产生错误。

一个外行应该怎样区分对某个科学问题产生的是合理的不同意见，还是偏见呢？第一步，寻找某个科学结论产生的多种意见的基础。差异最大的观点很可能是来自科学问题的社会启示。它们能提醒科学结论的使用者提防不恰当的偏见，这些偏见能反映出科学家在社会或经济上的价值观。这类有争议的结论，使遇到某些环境问题的成本或可接受的环境风险水平时，产生个人或政治决策。因此，当然要呼吁记者或市民警惕在新闻中出现他们的个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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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或公众评价科学观点的另外一个方式是：要意识到在“科学”这个瓷器商店中存在有裂纹的壶。通常，这些有裂纹的壶可看成放在不恰当位置上的专家。公众不太清楚当代科学中专门化研究的多样化程度。生理学家对更广义的进化理论进行的批判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个批评常关注理论的夸张描述，而不是关注它的本质或应用。对理论的夸张描述的批判是对公众的一般告诫，它告诫公众在评价公众话语中的科学理解时，要格外小心。对“适者生存”的批判就是一个不恰当的夸张描述，它常引起对进化理论的批判。“适者生存”包含了进化理论的一部分，却忽略了理论的大部分，并且甚至没有对自然选择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正如我们之前所述，自然选择在它的专业应用上，是一个以相互关联的条件命题形式存在的定律，每个命题都能从经验上给出检验。

对裂纹壶的另外一种检验是寻找不持有任何理论的专业人士。如果一个专业人士甚至不能给出理论框架，以它精确的含义（在这本书中所概括的）从这个理论中衍生出他或她的解释、预报和与已接受理论的联系，那么这些解释或预报应该受到极大的怀疑。例如，对一场地震进行了一个据称是“科学的”预报，如果在某一时间，这个预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能与某个理论、具体数据和模型相关，那么这个预报行动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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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公众批判性目光的最后一种方式是瞄准工资名单上的专家。我们当然不是要暗示，由于专家在某种情况下得出了结论，而付给他们工资这点是无需质疑的。但是专家得出结论的各种情况可能需要检验以防止产生偏见。公众范围内的科学争论可能很难评价，因为它的内容是如此远离大众的经历和知识。然而，关于科学的、合理的公众命题应该具有某些特征。这个讨论得益于之前所述的观点。

本文摘编自《深入理解生态学：理论的本质与自然的理论（第二版）》（[美]Pickett S.T.A.  Kolasa J  Jones C.G.编著，赵设、何春光、盛连喜、王平、罗文泊、李振新、王大为译，科学出版社，2014.03），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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