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贤院士

朱玉贤，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陆地棉花纤维发育早期的功能基因组、转录组及雷蒙德氏棉、亚洲棉功能基因组的研究，探索纤维突起、伸长的分子机制及调控规律。20多年来，朱玉贤教授严谨治学、不断探索，带领团队成功实现了“让中国的棉花纤维进一步伸长了3毫米”，推动我国棉花研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3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常务副主编。

2020年，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两刊”）创刊70周年之际，朱玉贤院士接受《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编辑部专访，回顾了他的科研历程，讲述了他出任常务副主编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期刊发展的经历；同时探讨了在国家大力支持高水平科技期刊建设的今天，应如何把握机遇，实现快速发展，把刊物办好做强。

您高中后入伍，恢复高考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自此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当时是什么让您选择弃武从文？又是什么让您选择了生命科学并且后来将其作为一生的事业？

朱玉贤：我是1974年12月入伍的，当时部队想送我去军校深造，但我自己觉得欠缺了一点儿军人的气质，而且我中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可能更适合读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点燃了我重返校园的梦想。我于1978年4月退伍，7月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化工学院，并以高出重点线1.5分的成绩被浙江农业大学提前录取。我出身农民，觉得让人民吃饱饭、吃好饭，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安心学了农业。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种缘分。

浙江农业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特别是有体育特长，我被留校任教。后来有两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一是我只有本科学历，在农大教师里学历是最低的。回到老家，父亲问我啥时当教授，我感觉自己差得很远，必须继续努力，树立更高的目标。当时农大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资助，时任校长朱祖祥先生对青年教师给与了极大的支持，提出“中年教师压担子，青年教师给出路”，为青年教师减轻工作量，并创造各种条件培训英语，出国深造。后来，我通过努力，顺利得到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攻读农学专业的机会，并取得博士学位（图1）。之后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生物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图2）。当年朱校长的远见卓识，改写了我的命运。从此，农业也成为了我毕生专注的事业。

图1  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朱玉贤与导师Peter J. Davies教授在观察短日照不衰老G2豌豆的生长习性

我还要感谢一位先生——原北京大学生物系系主任顾孝诚教授。是她当年把我招进了北大，在美国访问期间还专程来到我的实验室，了解我的科研工作。随后，我便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开启了我的独立科研之路。

图2  1991年，朱玉贤完成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生物系博士后研究回国时，导师Daniel H. Kohl教授（2018年去世）赠送了一套"Molecular Cloning”实验手册。照片中右侧为朱玉贤夫人周彩芬

您和您的团队通过十余年的努力，让中国的棉花纤维进一步伸长3毫米，使我国的棉花研究进入世界领先水平。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成果的研究过程吗？您认为是哪些因素促使您取得的成功？

朱玉贤：我在美国从事豌豆的生理研究，回国后做了很多其他的物种。1996年，恰逢国家启动“优质棉工程”，我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研究一辈子的物种。我花了整整两周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了一个项目申请书，最后申请到了1999年的“国家转基因棉重大专项”。着眼于国家发展，响应国家需要，我选择棉花作为毕生研究的物种，而植物激素也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自己的本行。从此，我开始了20多年的棉花纤维发育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工作，并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成果。例如，首次发现植物激素乙烯生物合成途径在棉花纤维细胞伸长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现超长链脂肪酸在转录水平上调控乙烯生物合成，让中国的棉花纤维进一步伸长3毫米，使我国棉花研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篇文章发表在Plant Cell上，成为植物生理学领域的经典文献，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力，十几年被引用了450余次。

取得成功的要素，我想首先是具有足够的“金刚钻”，在学习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强大的科研素养；其次，找到最适合的题目，即是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点，同时它应该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工程，要着眼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最后，就是坚定目标，锲而不舍地执着追求。日本棋圣吴清源先生曾对陷入事业低谷的聂卫平说过：“搏二兔，不得一兔。”在奋力追求大目标的征途中，需要我们心无旁骛，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找准目标，充分运用自己所有的背景，加上锲而不舍的精神，怎么可能不成功？

您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两刊”）缘起何时？您在“两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在投稿和发表过程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可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朱玉贤：当年“两刊”在科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两刊”发表一篇文章不亚于现在发表一篇“CNS”。回国后，我进入北京大学工作，1996年向《科学通报》英文版投了一篇关于磁性法分离转基因烟草幼苗细胞外CaM结合蛋白的文章。经过严格的评审、反复的修改，文章最终得以发表。现在想想，也是一件很困难、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的第一篇《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文章是1997年发表在英文版的关于通过cDNA RDA分子克隆GA抑制的G2-pea基因的文章。后来又相继在“两刊”上发表过两三篇文章，随着影响因子被引入国内，考核机制越来越看重期刊影响因子，1998年以后就没再发过。2013年，我开始担任《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常务副主编，发现当年给我的第一篇稿件作责任编辑的严谨同志已成为《中国科学》杂志社的管理者。我觉得非常欣慰，编辑和作者互相成就，共同成长。

2013年，您接任《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常务副主编，主管中文版工作，当时对中文版的定位是怎样的？希望中文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目标？

朱玉贤：当时中文版稿源紧缺，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拓展优质稿源，推动刊物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科学》是见证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成长、进步和提高的主要窗口。《中国科学》中文版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传播科学，帮助那些爱好科学但不能用英文阅读的读者了解中国以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刊物上应该有一些好的图表，能被直接用于各大专院校、研究院所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教育。我希望通过3~5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生物学任课老师在讲解生命科学前沿进展时会使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的相关文字和图表，逐步扩大《中国科学》在青年学生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中的影响力。

要实现期刊发展目标，当时主要面临哪些困难？您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朱玉贤：当时刊物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稿源紧缺、高质量稿件不足、刊物影响力与其应有的品牌地位不符。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以稿源质量建设为核心开展工作。从2013年开始，我主持设立了相对独立的编委会，充分发挥编委积极性，开展组稿、撰写特邀综述或评论。经常性地根据即将出版的某期刊物中的热点问题撰写特邀综述或评论；每年围绕热点研究领域，出版以评述和研究论文为主的专题和专辑。

我们创立了“中国知名大学及科研院所专栏”“青年科学家专栏”等新栏目。“中国知名大学及科研院所专栏”以中国主流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为单位，系统报道其主要研究方向、重要学术成果、在研创新进展等，对其整体科研形象进行宣传。“青年科学家专栏”特邀各高校及研究院所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撰稿，结合自身工作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总结，并阐述学术见解、提出新观点和新思考，更好地向国内学术界展示我国优秀青年科学家的风采，促进学术交流，激发青年学者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从刊物目前的发展现状看，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下一步有哪些需要调整改进？

朱玉贤：基本达到预期。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讲认真！”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只要认真了，什么事都不在话下。只要我们继续秉承这份“认真”，相信我们的期刊一定会越办越好。

具体的措施，我认为审稿周期还可以进一步缩短，出版时间也要加快。此外，怎么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更容易读到《中国科学》网络版？什么时候纸质版能全彩图印刷出版？这是我们需要改进落实的。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政策和办法，例如，“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指导意见”“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等，还包括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等等，您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怎样的理解和期待？刊物应如何应对这些机遇？

朱玉贤：国家采取的上述措施明显有利于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全国科学工作者——我们的主要作者和读者都尽快明了国家政策，除了“CNS”等顶级刊物，在国内科技刊物发表文章有同样的绩效。现在，很多地方院校考核，中文版也被列为一区。国家政策的变化和考核机制的改革，给中文刊物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中国科技期刊黎明前的黑暗已经过去，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们会收到越来越多的好文章。当然，我们也应该创办更多好栏目，吸引更多层面的读者。

值此两刊创刊70周年之际，您对《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有哪些期望和寄语？

朱玉贤：振兴中国，从我做起。振兴中国科学，更要从我做起！我本人会尽快向《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中文版投稿一篇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借此机会，我诚挚邀请两刊总主编、各辑的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们，为《中国科学》中文版贡献力量！

我想，终究有那一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必须从《中国科学》中文版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加油，《中国科学》！加油中国科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