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装饰物,一个石柱代表“教学”,另一个石柱代表“科研”,一流的大学都是靠这两个“石柱”支撑起来的。
一流大学的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还要创造发明,不断做出领世界风骚的科研成果。学校保持创造力和活力的主要秘诀就是招揽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让他们的思想相互碰撞,激发灵感火花,从而做出学术突破。一所大学在多大的范围内选拔师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一流的级别。在一个国家内部选拔人才,只能成为该国的一流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那么就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斯坦福聘任老师的原则就是,选拔在世界范围内该学科最顶尖的人才,而且特别关注出自不同文化背景者,因为这样的队伍更能激发出创造力,有利于做出重大的科学突破。人们普遍认为,数学是全世界统一的,没有太多文化上的差异。事实上,虽然数学研究成果的鉴别标准国际一致,然而数学理念的突破则可能受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斯坦福数学系的教师队伍,除了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还有来自波兰、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家的学者。2014 年,该系的伊朗裔教授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获得菲尔兹奖,她是自该奖设立近百年来,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女数学家。评奖委员在说明她的成就时,特别强调她从波斯文化的角度对曲面几何做出了杰出贡献。无独有偶,在同年获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曼纽尔·巴尔加瓦教授则来自印度,他从小跟爷爷学习梵文。2010 年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巴尔加瓦应邀来讲学,他的讲座题目是“数学与语言学”,就谈到他从梵文诗歌中发现的一个数学规律。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波斯人和印度人做出了不少杰出贡献,从这两大文明体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才,在顶尖级的学府里与其他文化背景者一起工作,更有利于做出新突破。不仅文化背景差异有利于激发创造力,不同学科背景者在一起工作,也会发生激烈的思想碰撞,从而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就拿斯坦福的语言学系来说吧,该系一共有十几名教授,这些教授大学本科的专业有数学、哲学、心理学、电子工程等,后来才选择了读语言学博士,最终不少人都成为语言学界的风云人物或新学派的创始人。在生物界,近亲繁殖必然导致物种的退化,不同品种的杂交往往可以产生强壮的下一代,学术界也是一样的道理。世界一流大学采取各种措施杜绝近亲繁殖现象的发生,如规定本校毕业的博士生不能留校任教,在外边闯荡有了突出成就才可以考虑请回母校任教。在这些学校,绝不见一个知名学者身边都是自己培养的弟子这种裙带现象。如果一个系科被一个大学者和他的一帮徒子徒孙所占据,形成家族式的状况,必然导致创造力的衰退。如果一个人长期待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就会不思进取,从而丧失创造力。所以这些大学从工资和休假制度上来激发老师的科研热情和创新活力。美国大学多实行年薪制,就是规定好一年给老师多少钱,然而却在9 个月内平均发放完,其他3 个月不发薪水。这是大学有意给老师一个错觉:大学每年只雇你9 个月,每年暑假这3 个月你得自己去“觅食”。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多数人要么通过申请科研基金,要么通过到其他院校或者国外大学机构参与合作来给自己发工资。如此一来,很多人的科研成果在增加,科研水平也在提高。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一个老师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不动,知识就会固化、老化,创造力也就跟着下降。这些大学都有学术休假制度,规定五六年中,老师可以带薪休假一年。这一年老师可以专心做科研,给自己充电。老师们的充电方式多种多样,这里介绍几种我所亲见的。第一种方式是走出去,到世界其他知名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做科研。斯坦福校园里,一直都有很多来自其他院校的访问学者。这种学术交流是双赢的,一方面来访者自身可以进步,另一方面也为所访问的学校带去了新思想。要知道,这种交流与中国大学的老师进修不同,我们一般是地方院校派老师到名校取经,而人家的是同级别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第二种是待在本校向同专业的同事学习。比较而言,“不耻下问”并不是最难的,在上者问在下者,起码可以落一个“虚怀若谷”的美名。最难的则是“不耻中问”,因为平辈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第三种方式就比较独特了,让有不同学科背景者为邻。斯坦福大学专门设立了学术休假办公中心,学术休假的老师可以在那里申请一间单独办公室。这里汇聚着全校不同系科的学术休假的老师,他们的交流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访学期间,我拜访了历史系的华裔学者张少书教授。当时他正处于学术休假期间,也是离开历史系的办公室,每天专门到学术休假办公中心搞研究。用学术交叉来激发老师们的灵感,大学真是煞费苦心,别出心裁!一流大学都有平等和民主的氛围,因为这是科学研究不能缺失的东西。新来的年轻老师在职称和待遇上肯定得从头开始,但是其他条件都与老教师没有区别,如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且办公室大小都一样。除此之外,还给他们一些特别的照顾,比如给他们科研启动费,给他们专门做研究发表论文的时间。因为大学知道,这些年轻人代表着学校的未来。我也从未听说哪个老师热衷于行政职务。这些大学的行政职位设得很少,拿斯坦福来说吧,它的科学与人文学院一共有27 个系,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心理学等传统系科,然而整个学院只有一个正院长,外加两三个副院长,每个系只有一个系主任,不设系副主任岗位,也没有教研室主任之类的头衔。可是这个学院充斥着世界级“大牛”,仅2012 ~ 2014 年,生物系和化学系就有5 人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无人因此就戴上各种“长”的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的压迫感,少了论资排辈的无奈,大家都可以集中精神、轻松搞科研。这个系最知名的语言学家就是已故的格林伯格,他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现在该系的会议室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则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系里起码有三位教授都是乔氏门徒。要知道,这两个语言学派在学术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学校却有意识地雇用这两个学派的人,为的是保持学术的创新力。老师和学生之间除了学业,没有其他方面的瓜葛。老师的家务事不需要学生操心,老师的生活问题不需要学生打点,反之亦然。这样双方都轻松,都可以把心思专注于学业和科研。美国的大学没有围墙,大学内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就是圈子。这个圈子不是根据国家民族、毕业的院校、出生地域等关系而形成的,而是以学术兴趣相投组合在一起。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是干任何事业的最高境界,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不仅从科学研究中获得快乐,也让大众在快乐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有两个特征,一是能取得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二是能写出风靡世界的科普著作。因为他们都明白,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拉近大众与他们的距离,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是产生科学大师的重要基础。霍金是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席教授,他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风靡世界。斯坦福也有很多这样热心为大众服务的教授。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就看过斯坦福数学系波利亚的《怎样解题》《数学与猜想》等普及性读物。我到斯坦福的时候,这位数学家早已去世,数学系有一门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数学课,是专门培训大学生参加数学竞赛的。访学期间,我也旁听了这门课。很多人可能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都是工作狂,其实不然,在斯坦的校园里很少看到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的现象。每天下班以后,每逢周末或者假期,整个校园就是田园般的静谧。因为他们心静,考虑的事情单纯,所以除了科研和教学以外,还有时间娱乐。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语言学系和心理学系的老师自行组织了一个乐队,他们自己写词谱曲,每周在一起排练。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们还给大家表演。他们的娱乐方式也充满创意,反对模仿,提倡创新。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利兰·斯坦福的认真与电影的发明 / 002
大学校长都忙些什么 / 006
为何能四年六获诺贝尔奖 / 013
如何打造世界一流师资 / 022
教 育 理 念
从校训看教育目标 / 034
自由和真理之间的逻辑 / 041
坚守板书的教学方式 / 044
诚信造就优秀 / 047
一句话说清楚博士论文 / 052
文理不分家 / 055
从抽象中发现美 / 063
丰富多彩的考试方式 / 069
教学用具中的创意 / 075
放眼世界,胸怀人类 / 081
保护自由,尊重个性 / 086
“种豆得瓜”的教育观 / 091
“对牛弹琴”的教学法 / 095
校 园 文 化
为何校园里摆放抽象雕塑 / 102
美轮美奂的建筑是无言的教材 / 106
石凳所扮演的教育角色 / 113
出没于校园的野生动物们 / 115
田园诗般的校园 / 120
校园不是风花雪月之地 / 126
生活空间影响创造力 / 129
让师生拥有一种优雅的生活 / 133
出大师的校园环境 / 137
大学就是温暖的家 / 144
大学的关爱换来校友的慷慨 / 149
师 生 追 求
毕业典礼上的“父母潮” / 156
得天下英才而用之 / 162
大学里的老人们 / 167
在轻松愉快中探讨科学 / 170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173
东西方培养博士的差距 / 179
学习是一个探险的旅程 / 184
教师的敬业精神 / 189
学生的好学精神 / 194
师生之交淡若水 / 199
放 眼 欧 美
小班教育 / 206
精雕细刻出大师 / 209
校园里的残疾人 / 212
加州理工学院的电梯和厕所 / 217
美国大学是这样进行节水教育的 / 219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园文化 / 221
欧美名校之间是如何竞争的 / 227
这所年轻大学为何能接连获诺贝尔奖 / 233
鼓励年轻人创业冒险 / 238
多元文化撞击出创造力 / 245
怎样才算世界一流大学 / 250
附 录
长期在斯坦福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一栏表 / 258
本文摘编自《斯坦福的创新力: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标题和正文有删改。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一流的标杆,该校21世纪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在世界大学中名列第一。本书作者于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2010年重回母校访学一年,试图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和调研,以斯坦福大学为重点,辅以对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从教育理念、校园文化、师生追求等角度,深入剖析斯坦福大学的理念和机制,探寻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之道,以期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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