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中国科技峰会——世界科技期刊论坛在第二十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召开，十余位中外顶级科技期刊主编、副主编齐聚一堂，以“开放·共享·发展：更好的期刊，更好的科学”为主题，就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与办刊方法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有效地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对于正处于快速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国产科技期刊，这次论坛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与世界顶级期刊集中交流、学习先进办刊经验与理念的机会。

如论坛主持人、《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 Cell）主编饶子和所说，“科技期刊应该寻找真正优秀的科学论文，以文章发表的导向作用，来引导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同时引导资助机构的资助方向”。

科学出版对于研究方向的引导作用由来已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副主编肖瑞平指出，在200余年的历史中，《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直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引领着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现在，该杂志希望通过其对癌症免疫疗法、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的关注，引导更多优秀研究者从事相关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肖瑞平认为，科技期刊既是科学研究的“追随者”，也是科学研究的“引领者”。

《科学通报（英文版）》（Science Bulletin）主编王恩哥认为，科技期刊承担着推动科学发展的使命。Science Bulletin强调发表先进的、跨学科的研究，最原始的数据来自于世界，服务于全球。因此，成为国际领先的跨学科学术期刊，是其重要的愿景和理念。

《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副主编李党生在主题发言中从科学研究、科学家与科技期刊三者的关系出发，提纲挈领地讨论了科技期刊发展之“道”。李党生认为，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得以存在的基础，而科学家又是科技期刊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科技期刊，都应该把追求卓越的科学研究作为根本目标。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有许多需要保证的研究准则。通过在出口处的严格检验与把关，科技期刊有能力推动科学研究的规范化。

肖瑞平指出，在临床医学研究中，伦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会对每一篇投稿文章背后的临床协议进行细致的审查和监控，保证最终发表的文章都符合伦理规范，不存在危害人类利益的研究漏洞。

除伦理问题外，当前科学论文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可重复性难题。

《科学》（Science）副总编瓦尔达·文森（Valda J. Vinson）表示，科技期刊可以通过一系列规范的开放政策，以科研流程透明化来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和许多其他期刊一样，《科学》要求论文投稿者填写详尽的表单，对研究过程中实验方法、统计方法等各种细节的可信度进行声明。在开放科学的潮流下，众多期刊开始要求或鼓励研究者在文章发表的同时，公开其实验材料来源、原始数据、详细实验方法等各种细节。这些公开政策可以督促研究者在研究中关注实验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也为后续研究者在已发表文章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便利。 

同行评议是保障研究论文质量的基础。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科技期刊可以督促研究者以更专业的态度进行研究，产出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从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以来，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科技期刊就一直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技期刊与科学研究密不可分、荣辱与共。

《自然》（Nature）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和《应用物理》（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主编安德烈·安德斯（Andre Anders）都表示，由拥有丰富科研经验的专业人员担任期刊编辑，并深度参与审稿流程，是保证同行评议水平的有效方法。坎贝尔还强调，投稿是否被《自然》录用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内部编辑，而非外部审稿科学家的手中，编辑的专业知识与独立判断是《自然》文章质量的保证。王恩哥则强调，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拒绝人情化操作、保证评议公平性至关重要。

科技期刊的使命不仅在于反映其学术价值以及学术影响力，更在于服务社会，满足当代社会的某些需求，只有在社会需求的支撑下，科学产出才能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

坎贝尔表示，《自然》十分注重所刊登文章的研究内容是否与社会目标息息相关，而不纯粹是为了学术目的。例如医学类研究可对某些疾病前期自我预防保护产生指导性意义，满足了当下人们对于维持健康的需求。他同时还强调，学术价值以外的潜在社会影响也十分重要。对于顶级科技期刊而言，如何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影响，确保这些学术带来的社会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同时使这些服务于社会需求的研究成果更加可见，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国航空学报（英文版）》（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主编孙晓峰表示，作为工程科学期刊，应深刻认识到其肩负的社会责任，了解社会的深刻需求。办好杂志的关键就是识别出潜在的、有价值的东西，并组织团队迅速让这项工作成为热点，从而给社会提供有用的技术。

《免疫》（Immunity）主编、细胞出版社出版总监彼得·李（Peter Lee）认为，杂志出版方应建立一系列相应的数据库来衡量发表的研究是否契合当下社会需求、紧跟社会热点，同时追踪学术研究产生的长期社会影响力，否则期刊始终停留在狭窄的专业圈子内，错失发展机遇。

科技期刊对其发表的文章负责，从而有能力引导更好的研究。然而，在数字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出版商能够影响的不只是一篇篇孤立的论文，而是可以为科学研究的全流程提供支持与服务。

彼得·李介绍说，细胞出版社就致力于建设这样一个科研全流程服务平台。此平台利用最新的智能算法，帮助研究者快速获取其可能关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能帮助研究者进行研究方向选择、研究方法获取。更进一步，该平台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寻找潜在的合作科学家，甚至为成果转化提供专利及商业方面的支持。

当然，科技期刊更常开展的一项服务是研究成果的传播与推广。《自然》《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际顶级出版商都拥有独立的传播团队，负责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全方位推送，渠道遍及传统媒体和社交新媒体。近年来，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些国际出版商也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并通过微信公众号、中文网站等媒介，向中国科研人员和科学爱好者传播最新科研成果。在传播方面，中国本土期刊的经验和团队力量都尚有不足，但也都在尝试多种渠道，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传播渠道和品牌影响力。

除大众传播，科技期刊在学术圈内的传播同样非常重要。《IET电力电子》（IET Power Electronics）主编沃尔克·皮克特（Volker Pickert）指出，积极参与学术会议，是期刊编辑接触一线研究者、广泛传播科研成果的最直接方式。皮克特还介绍说，由于中国等非英语母语国家在工程领域同样表现出色，《IET电力电子》还积极参加以中文或其他非英文作为工作语言的各国学术会议。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影响因子依旧是评价期刊的主要标准。然而，一个简单的数字显然无法完全反映一本期刊的水平与学术影响力。

安德斯说，不同研究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有着较大差距，许多工程类期刊，虽然影响因子绝对值不高，但在其领域内拥有良好声誉和巨大影响力。比如，姚一心（Y. Lawrence Yao）担任主编的《制造科学与工程》（The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虽然影响因子只有3.48，但却是该领域内最具声望的期刊之一。姚一心表示，编委质量和长期积累的期刊声誉是支撑期刊影响力的基础。

工程类期刊确有其自身特点。《中国航空学报（英文版）》为航空技术的最新进展提供发表平台。孙晓峰介绍说，该刊希望从国家和社会需求出发，为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支持。工程领域中，期刊与各类学会、会议的关系尤为密切。姚一心指出，学会的支持是工程类期刊发展的重要助力。皮克特在强调会议重要性的同时提到，领域内最新研究趋势和最近发表的专利信息，可以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稿源，使期刊始终保持前瞻性。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等都对国产期刊给与了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在一系列资金和政策支持下，国产期刊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却仍然深陷迷雾，没能在国际学术界中建立起足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任主任杨卫院士指出，中国科研实力与中国科技期刊实力之间已经明显脱节。过去20余年中，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科研文章发表数量已达世界第二位，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同样稳步提升，但这些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成果，却大部分都发表在国外期刊上。这种科研成果产生地与发表地之间的错位，是不利于我国科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的。

关于国产期刊面临的具体困境，《光：科学与应用》（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主编曹健林回忆道，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里，大部分中国国产期刊都还处于生死边缘，为存活而挣扎，根本无力进行创新性改变、追求期刊发展。时至今日，期刊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需要来自政府机构、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投入。曹健林同时指出，在“专业办刊”方面，大多数国产期刊仍有欠缺，尚未形成具有足够学术判断力和办刊水平的专业出版队伍。

王恩哥也表示非常理解今天中国的期刊现状，因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很多年，所以一方面不能够太追求对于我们自己期刊的期望；另一方面因为期刊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和经费的长期支持，包括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要有信心本土期刊一定会越来越好，只是速度的问题。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辑：应用物理与工程》（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A (Applied Physics & Engineering)）副主编严建华回忆了1998年浙江大学合并重组以来，浙大旗下系列期刊的整合与发展历程，并呼吁为专业办刊队伍的维护提供制度保障。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和《中国科学：生命科学》（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副主编董尔丹指出，中国医学期刊整体发展不容乐观，其中中文期刊占比高、影响因子普遍偏低。董尔丹认为，这一现状与大多数期刊编委身兼数职、难以为期刊投入足够精力有关。

文森表示，《科学》虽然不会因为语言问题拒绝任何一篇投稿，中国科学家的英文水平也正在切实提高，但客观上讲，语言障碍依旧是中国科研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纳微快报》（Nano-Micro Letters）主编张亚非认为，当前机器学习和机器翻译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将可能帮助科技期刊和科研工作者打破语言障碍，让使用不同母语的科研工作者能够顺畅交流。

在本次论坛的自由讨论环节，《国际口腔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Science）主编周学东、严建华等多位国产期刊主编、副主编都表达了与国外顶级期刊加强合作、向一流期刊学习先进经验的强烈愿望。文森、坎贝尔等国际期刊同行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们认可中国科学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并认为与中国期刊和中国科学界的合作对于《科学》《自然》等期刊自身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在共同的国际合作意愿之外，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见解和讨论。

比如，张亚非认为现有科技期刊数量还远远不够，不能满足科研成果快速产出背景下的发展需求。而皮克特则认为，应当谨慎开办新刊，因为期刊数量过多会分散研究者的注意力，使他们更难找到自己关注的文章。

此外，严建华认为，企业化管理等制度性创新，可能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机遇。而李党生则认为在中国的现有环境下，我们不应当把科技期刊办成追求利益的产业，而应当做成造福科学的事业，他认为，如果能在特定领域中做精做透，非集群化的单本期刊同样可以成为顶级期刊，为科学研究提供助力。

短短两天的会程中，与会的主编、副主编就科技期刊的定位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期刊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详细的交流与讨论，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厘清，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道路也依旧有待探索。

在周学东等人的提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在考虑将“世界科技期刊论坛”常态化，为国内外期刊提供定期深入交流的机会，也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发展建议和支持。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组织本次论坛活动，感谢李芳、王素、常琛、田旭给予本文的指导。

文章发表于《科学通报》2018年第19期“科技前沿”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