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下午1点45分，徐勇凌大校为石景山银河小学的学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拥抱新时代 放飞蓝天梦”的精彩报告。现场，徐勇凌大校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努力实现儿时的放飞梦想，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永不放弃的精神，并且分享了自己试飞生涯中的一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为喜欢的事业而执着追求的人是浪漫的，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会给你一种激励；如果你就是这个执着的人，那么事业中的艰辛与幸福只有你自己能够体会。”这是试飞英雄李中华对为什么执着于飞行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觉得李中华说出了一个飞行员的心声。飞行员没有不爱蓝天、不爱飞机的。然而，飞行员对于蓝天执着一生的爱，起因却往往是一件不经意的小事。

1998 年的夏天，试飞团来了一位叫周维的试飞员，他第一次见到我就显得格外热情。尽管飞行员大都外向，愿意表露自己的情感，但一个陌生战友异乎寻常的热情还是令我觉得奇怪。他说：“我当飞行员就是因为你。”这话更让我摸不着头脑了。

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在四川，中学时代喜欢订阅《航空知识》杂志。他在1995 年的一期杂志中读到了我的文章《我在米格-29 上飞尾旋》。他说：“文章中描写的飞行的浪漫与惊险完全把我迷住了，就此定下了当飞行员的决心。”听了他娓娓道来的故事我并没有露出一丝得意，我为自己和他曾有的相同经历而感慨不已。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爱上航空完全是因为我的大哥。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有两个哥哥。父亲南下当兵，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山东一直打到杭州。母亲是南方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的兵。我们兄弟三个虽然出生在军人之家，但各自的爱好却大不相同，大哥聪慧而文静，喜欢航空，我好动调皮，喜欢的却是绘画。1974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停刊的《航空知识》杂志复刊。大哥因为爱好，《航空杂志》每期必买。他阅读完杂志后，我就把杂志上的飞机作为描摹的对象。记得杂志上一架四发螺旋桨客机的图片十分精美，我一遍遍地摹画，但是机翼透视的效果总是画不好，画出来的机翼拧着劲别提有多别扭了。当我终于画成一张飞机图画时，最开心的还是我的母亲。

一天，并不擅长绘画的大哥画了一张飞机设计草图，令我大吃一惊。大哥画的是喷气式战斗机，但飞机的外形那是我从未见过的，飞机的进气道不是在机头或是机身两侧，而是在机身的腹部。那时，国内还没有关于美国F-16 战机的消息，更不要说飞机图片了，大哥在那个时候就能设想出机腹进气的飞机布局，完全是一种灵感。渐渐的，我被大哥的爱好所感染，在绘画之余也偶尔读杂志上的文章。初中那年，我读到《航空知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的第一次跳伞》，文章的作者是一名空军飞行员。他把跳伞地面训练的艰苦枯燥、第一次上天的忐忑心情、跳伞前的恐惧，以及从天而降的惊险描写得非常刺激。

1977 年，《航空知识》上的两篇文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一篇讲的是试飞英雄王冠杨的事迹。他在驾驶歼-7 飞机试飞时遭遇发动机停车，为了挽救战鹰他毅然决定冒险迫降，在紧急迫降的过程中为避开村庄，王冠杨两次拉起飞机改变迫降轨迹，失去了最佳的迫降机会，最终因迫降位置不佳而身负重伤。另一篇报道的是美国新型攻击机A-10 的一起事故。在巴黎航展上A-10 在做低空筋斗时，因高度太低直接撞地。两起事故的起因和结果完全不同，但飞行所具有的那份挑战深深地吸引了我。就这样，大哥的爱好感染了我，使我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航空迷。

1977 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高中应届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决定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我也暗暗立下了将来报考北京航空学院的志愿。1978 年，我以全班倒数第七的名次考上了杭州第四中学。留给我的还有两年时间，为了考上综合全国排名前五的北京航空学院，我必须加倍努力。

就在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年，我的同学葛庆荣被招飞录取了，当上了万人瞩目的飞行员。在我眼中，他的那份幸运远比我考上重点中学荣耀得多。然而，当飞行员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我听说飞行员对身体要求很高，由于少年时期调皮闯祸落下的斑斑伤痕，我以为我此生注定与飞行无缘了。

说到招飞，作为一个飞行的“过来人”，我需要向飞行爱好者介绍一些我国招飞的相关知识。尽管中国空军的招飞模式已经从以往的特招改为全国高考的统招，但对身体的严格要求始终没有改变。其实，以我对飞行职业的了解，我认为对于身体的某些指标过于严格的卡关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年轻人各项指标都合格，但从外表看无论体质还是性格气质都不适合飞行；而有些人身体非常强壮，但一卡指标就不合格了，这种遗憾直到今天依然难以避免。我想，飞行是一项对身体和心智要求都很高的职业，对身体数据的严格把关是有其必要性的，尽管这种严格对于那些热爱飞行的人有时显得过于残忍，我就曾经两次被所谓的标准卡在了飞行的大门之外。初中时，我和葛庆荣一起参加体检，就因为身高差两厘米第一关就被淘汰了；高中时，我再次参加了体检，身上的伤疤并没有令我淘汰，我通过了所有指标，但最终因为名额限制惨遭出局，此时离高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由于招飞体检需要散瞳，体检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成了远视眼，老师课堂的板书在我眼中一片模糊，好在高考前我恢复了视力，而我已经为我的理想做足了功课。高中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成绩从倒数第七名，变为全班第七名。尽管我的成绩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还有差距，但比北航的录取及格分刚好高了两分。

2010 年10 月，我们北航的同学迎来了入学30 周年的大庆，离别多年的同学再次相聚。看着那些熟悉又有点儿陌生的面庞，30 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

在报志愿的时候，学校为了防止家长干预学生的志愿，填写志愿时把学生召集到学校，而把那些殷殷期盼的家长关在了校门外，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高考获得好成绩的我踌躇满志、心比天高，我在第一、第二两档志愿的十个空格中，填上了同一个名字——北京航空学院。

体检那天天空下着滂沱大雨，我打着伞骑车来到浙二医院a，体检结束狂喜的心情冲昏了头脑，我忘了拿伞冒着雨骑车冲回了家，在军队大院门口的邮件箱里，我看见了大红烫金的录取通知书，我知道那一定是我的，我用湿漉漉的手指从邮箱里小心地夹起通知书。这时我才看见一直在大院门口等着我的父亲，他用殷殷的目光看着我，问了一句至今令我难忘的话：“孩子，你的伞呢？”我举起手里的通知书说：“爸爸，通知书在这里呢！”

1980 年8 月的最后一天，全家人都到杭州火车站来送我，我将独自一人踏上北去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那时我最急切的想法是火车快点起动，我对等待着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充满着渴望，我根本没有想到上苍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将从此踏上飞天的征程，而大学四年的学习只是我未来飞翔的铺垫。

30 年后的今天，我的那些大学同学大多离开了航空领域，有些在国外，有些在商界发展，我是少数依然在搞航空的人；30 年后的今天，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大学毕业参加飞行的人，都已经离开了飞行的岗位，我是那个唯一还在飞的人。我记得在飞行学院期间我并不是飞行学得最快的人，可我总是第一个放单飞的人，大队的刘副政委曾经当着全体学员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如果你们中间只能有一个人在飞，那个人一定是徐勇凌。

我想，他会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从我眼中他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执着。就像我在《飞行美学》中所写的那样：

这就是我童年的航空梦，而那时，飞翔之梦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等待着我。

本文摘编自徐勇凌著《鹤舞凌霄 中国试飞员笔记》一书，内容有删改，标题及文章部分内容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