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包括认知与思维、态度与价值、人格与心灵、道德与勇气、行动实践和人格特质等,如自信执着、勤奋努力、好奇心强、洞悉力强、变通性强、完美主义、淡泊名利及对社会和国家有使命感等。
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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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能力是由人和物有机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合力。在这个合力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最主要的,社会科学能力的高低最终取决于科学家生产力和创造力的高低。分析杰出科学家创造力的最佳年龄、科学合作模式及人才流动规律,有助于我们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地挖掘出影响杰出科学家创造力的各种社会和环境因素,找出促进科学家人才成长的“催化剂”,以此为科学能力相对较低的国家提供借鉴,找到阻碍科学高速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从外界的各种社会条件和政策上给予修正和弥补,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家的科学能力是成正比关系的。科学能力是指一定时间间隔之内正在起作用的最大限度的包容力量。这种力量,既有瞬时点上的显示力量,又有Δt时间间隔内超前的和滞后的效应。它是一种现实的正在起作用的因素。
科学家生产力和创造力的高低,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科研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来看,它更是多种社会因素和科技政策缔造的结果。科技强国能一直在科学领域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必然与其国家健全的教育体制、充分的学术交流、自由的学术气氛、积极有效的科技政策、充足的科研经费有关。这些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犹如科学生长的“催化剂”,大大提高了科学家集团的科学能力,使之拥有一定的集团研究能力、最佳的年龄结构、稳定的代谢速度、科学的专业构成。
具体来讲,影响杰出科学家队伍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特征的因素有很多,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包括认知与思维、态度与价值、人格与心灵、道德与勇气、行动实践和人格特质等,如自信执着、勤奋努力、好奇心强、洞悉力强、变通性强、完美主义、淡泊名利及对社会和国家有使命感等。
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包括教育(大学注册人数是处于扩张阶段还是处于稳定阶段)、科技奖励模式、科技政策、科学合作、科学交流、科学评价(马太效应)、政治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市场雇佣条件的变化(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环境的因素(经济的衰退或者扩张)、社会的其他因素(如生育高峰)等,它们可以对一个国家科技队伍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产生影响,从而在科技队伍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特征上有所体现。因此,找到影响科学家取得科研成果的社会因素,可以为科学能力相对较低的国家提供借鉴,找出差距和不足,从而培养有利于科学家成长的肥沃土壤,如建立一支中青老结合的最佳年龄队伍、建立健全的科技评价制度、建立有效的科技奖励制度、确立科技投资方向和重点、健全教育体制,改革不利于人才成长的束缚和羁绊、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为科学家的交流和合作创造条件及改善科研人员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等。
这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能够不断地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充足的氧气和养分,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能力。因此,科学家队伍的生产能力与其自身的创造力特征是相辅相成的,较高的社会科学能力必然具备最佳的科学家年龄结构、科学合作模式及人才流动频次,反之,上述科学家最佳创造力特性必然会促进社会科学能力较快地提高。
基于上述考虑,《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特性:基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主要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对影响杰出科学家创造力的年龄、人才流动、科学合作及科研周期等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寻找杰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性特征,以期为科技政策制定者制定科技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和支撑。除了绪论和相关对策建议外,《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特性:基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还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分别对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和物理学领域杰出科学家发表论文的生理年龄和职业年龄分布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揭示出两个领域杰出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年龄分布是一个三次多项式分布模型,高峰期集中在40~50 岁(即中年时期)。考虑杰出科学家发表论文的合作者因素,分别考察Normal 论文和Fraction 论文(定义见第二章)的年龄分布,利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差异。进一步对杰出科学家的年均论文产出力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结果显示,杰出科学家平均每年发表7 篇SCI 论文,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杰出科学家的年均论文产出力存在差异。
第二,对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杰出科学家论文影响力的年龄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杰出科学家论文影响力的年龄分布也是一种单峰分布,与杰出科学家论文生产力的年龄分布比较一致。进一步对三个领域杰出科学家发表最具影响力的5 篇论文的年龄分布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杰出科学家发表最具影响力的5 篇论文的年龄分布高峰期比杰出科学家所有论文的发表高峰期要早。
第三,对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五个领域杰出科学家的科学合作现象进行了定量研究和分析。分别从机构层面和国家层面对不同领域杰出科学家的职业流动频次和流动频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杰出科学家的机构流动频次在2~5 次;半数以上的杰出科学家有过国外工作经历;每经过6~7 年,杰出科学家便更换一个工作单位。
第四,对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领域杰出科学家的国际人才流动去向进行了研究,发现大部分杰出科学家选择在美国、瑞士和英国等国家进行科学研究或科学合作。还对杰出科学家论文的篇均合作者数量和论文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论文合作者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杰出科学家论文产出力的提高。
第五,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为例,研究杰出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年龄分布、获奖时间分布、研究周期、获奖周期、师生合作及机构优势积累等特征,揭示出杰出科学家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中青年现象、长周期现象和“发现之发现”现象等。
本文摘编自刘俊婉著《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特性:基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前言,内容有删减,题目为编者所加。
刘俊婉 著
责任编辑:朱丽娜 孙文影 高丽丽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03
ISBN 978-7-03-051847-7
对杰出科学家创造力特性的研究,既需要理论探索也需要实证分析。为了探讨杰出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的创造力特质,《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特性:基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从杰出科学家的论文生产力、影响力和创造力的角度,对其论文数、引文数和重大科学发现的年龄属性、科学合作、人才流动及科研周期等特性进行了分析。《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特性:基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用定量的方法研究杰出科学家创造力特性,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问题。
(本期编辑: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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