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科学问题，有从中医的生存论角度进行讨论，有从积极的发展论角度进行探讨。中医科学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是如何定义和理解科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医本身的问题。探讨中医科学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西医的关系，而中西医互补应当是一个最终的选择。而从中医的“未来史”视角来看，中医科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是中医科学的大众化，公众理解与公众参与医学将是中医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代以降，随着西学的全面进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拥有五千年传统的中医学从个体化的医疗方式走向社会化的社会健康保障系统、从师徒传承的教育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医学教育体系、从手工作坊式的医药加工方式走向现代化大规模的生产制药业、从以阴阳五行的指导的传统中医学术走向拥有现代化分析测试仪器设备和现代化中医科学研究建制的现代中医学术。然而伴随着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内容的不断丰富、社会荣誉与地位越来越显著，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系列的尴尬问题，其中中医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始终是中医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个心结。对中医科学的探讨多是在科学哲学的视阈之内，而从“未来的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医的科学问题则会有不同的解释。

中医是不是科学，这是一个历史问题，至迟到西医传入中国并建制化便普遍存在了。关于中医的科学问题，一直存在着两个阵营：一个是持肯定态度，一个是持否定态度。持“中医不科学”“不知科学”“不是科学”论断者不乏声名显赫的文化名人，如陈独秀、胡适、梁启超、梁漱溟、丁文江、严复、余云岫、傅斯年、鲁迅等一大批早期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也有当今的反伪科学卫士、网络名人以及科学哲学学者。而持肯定态度的又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基调：一个是生存论的，一个是发展论的。

如果仅仅从学理上理解和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或者说将讨论限制在学术界范围之内，那么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争鸣题材。但是，在“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的背后却隐含着一个深层次的命题，那就是“科学构成存在的基础”：中医如果是科学，那它就是可靠的、可信的、应被保留的；中医如果不是科学，那它就是可疑的，甚至是迷信的、应当被废弃的。事实上，从民国时期屡次提出“废止中医案”，到解放初期有关中医科学的讨论，再到20 世纪初 “废止中医药”的网络签名活动，都明显具有利用行政权力冲击和评判学术争鸣的意味，这些争论事实上已经成为关系中医“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着实加强了中医界和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在此背景下，以中医界为主体的中国知识界开展了关于中医科学性的大讨论，从历史事实、理论体系、科学发展方向等方面对中医科学进行了论证，其中的主流认为中医是科学的，进而认为中医是万万不能取缔的。本人也曾就此问题提出一些拙见（《中西医学互补的哲学基础》，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从静态看，中医是一个知识系统，中医学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防病治病的活动，中医的理论系统保证医疗活动在一种可控的、可预见的和可操作的范围内进行。从科学的结构与功能看，中医学具有科学的内涵与形式，具有卓越的解释功能和对疾病及健康的预测功能；中医学为现代医学科学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论指导，具有与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相似的形式，对解决现代医学科学遇到的困难具有指导意义。中医学理论不仅具有其他科学理论所具有的美感与和谐属性；而且，中医学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通，符合现代医学模式。但从总体上看，以上论述还是停留在中医的“生存论”层面上。

持“中医是科学”的论断的另一种力量是从中医本身的发展来谈的。例如，20 世纪末有学者认为中西医学“犹如两位巨人从山顶下山，……结果下山后两人位置相距甚远！东西方医学未来发展趋势应该是：西方医学在继续重视局部分解、不遗余力地纠正局部病理变化的同时，完善对机能的调节整合；东方医学在继续强调整体统一、尽最大努力调节整体机能活动的同时，逐步走上形态研究的道路，最终将中医学建立在人体形态结构学之上”。该文在承认中医学的历史功绩和中医理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医的发展问题，并将向现代科学医学—西医学学习，作为中医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手段。

显然，要把“科学中医的复兴”视为中医复兴的根本，首先需要中医人真正将中医当作科学来看待。科学中医，就是将中医和与疗效有关的问题放到科学的“篮子”中来解决。中医的科学发展论首先肯定的是中医的科学性。其次，它也认为中医是不完善的科学。再次，科学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还包括科学精神。具备以上三个基本认识，中医在科学的轨道上发展的理论障碍就应该少了不少。事实上，在中医学的实践中，自觉地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事例并不鲜见，比如利用西医的化疗结果帮助诊断，将西医的消毒、麻醉等手段用于中医治疗，中医制剂的科学化、规范化和质量控制等等。事实上，西医可资借鉴的东西有很多，就像西医离开了希波克拉底还是西医一样，中医做些稍许尝试仍不能改变中医的本质。

虽然我们承认中医的“科学性”或“科学形式”，但是与西方部分社会学科如心理学科、经济学科在学化过程中试图跟随和模仿自然科学传统中的成熟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科的路径不同，中医学的科学论证绝大多数是在中医学体系内部进行的。一般认为引入现代科学形式与理念的道路属于“中西医结合”，而中医学的科学论证并没有走一条“实证化”的科学形式的道路，中医学在中医科学论证下走上了一条调整和突破科学观的“非主流”道路，它试图通过不改变中医学自身而是改变科学的“定义”或者改变对科学的传统认识，来使中医成为科学。于是，在中医的科学论证中，出现了诸多新的“科学”形态。例如：

象科学：刘长林教授认为：“象科学是寻找现象层面的规律。”与以自然科学逻辑思维为主的思维方法不同，象科学主要采用意象思维方法。

未科学：黄开斌认为，“中医的确是非现代科学所能融化得了的”，并进一步说中医是“未科学”。中医是属于过去和将来的，唯独不属于现在。中医学的思想方法和表达语言，与现代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是不能兼容，或不能对接的。

前科学和超前科学：廖礼村、文广认为，从中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医学仍属于前科学阶段，但中医理论体系又包涵着丰富的高智力、高智商、超越历史发展的超前科学内容。前科学和超前科学的统一，呈现出中医学科的多重性特征。

中医学既涵盖着生存论，又不乏发展论，对中医学的科学形式与科学内涵的深入探讨是有益的，然而，却也不经意间流露出其潜台词或推论：中医学不属于现代科学。

中医科学问题有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西医。如果离开了西医这个背景，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医科学问题。也就是说，中医科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中西医关系的问题。

回顾历史与现实，中西医的关系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糟。13 年前，一场现代瘟疫席卷中华大地，包括中西医学界在内的大众处于一种五十年未遇的恐慌之中。这场瘟疫来势之猛、影响之大、损失之巨，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罕见，对西医界和中医界均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疫病流行之初，中西医界似乎对合作抵抗疫病并无多大动力，但随着事态越来越严峻，中西医都渐渐减弱了当初的“雄心”，最终形成了中西医合作共同抗击SARS 的局面，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中西医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之一。这个事实也说明，“无论传统医药还是现代医药都远远不是完备的理论，其本身都不能穷尽真理，所以二者都存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传统医药现代化的任务似乎更重些。疫病流行之初，本人也曾发声：“希望这次疾疫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合提供机遇而不是进一步扩大其业已存在的鸿沟。”然而，13 年过去了，当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SARS 的本质仍旧是个谜，中西医关系的“春天”并没有到来。

事实上，中西医关系构成了中医科学问题的一个基础，离开了中西医的关系而谈中医命题，是无显著意义的，而对中西医关系的正确认识，则构成了中医科学问题讨论的一个基础，而不仅仅是一个视角。在中西医学的互补中，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考察：不仅中医与西医在不同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互斥”的医学传统，而且中医和西医在各自内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同一个医学系统之内不同学派间的距离，有时并不小于不同医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就中、西医各自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至少应当存在以下四种医学互补的形态：

一是纯粹的西医，目前的西医基本是沿着这种思路发展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是其发展的手段和动力。二是纯粹的中医，这也是中医界呼声最高的继承学派的主张。至少从目前看，保留中医传统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需要，更是医疗市场的需要、民众健康的需要。三是“西化”的中医，即借助西医的实验诊断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以及其他治疗技术的中医。四是中化的西医，从实践上看，这种医学互补的形态尚为互补的医学的薄弱环节，但它也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就中西医关系谈中医科学性，需要注意这些前提：首先，尚无十足的证据否认西医的科学形态。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呈现出新的形态，如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等等，但这些新形态的科学在技术与实际应用方面还远不成熟，有些甚至只是观念层次的。其次，西医的领先是全方位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标准化生产、越来越人性化的产品与设施等，都为西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保障。因此，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西医的生命力越来越强，而不是相反，这个公共背景是不能忽略的。

中医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实践，它不仅是深居庙堂的“阳春白雪”，同时也是处江湖之远的“下里巴人”。中医是大众的，中医科学是大众的科学，中医文化也是大众的文化。无论是中医的生存还是中医的发展，都离不开大众的认可。可以说，从长远来看，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谈玄论道，而最终要取决于公众用脚投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激烈地挑起中西医争端的并不是西医阵营，反而是纯理论工作者，或者是所谓“公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中医的成功取决于其实践的成功，而其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公众对中医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但现实是，我们的中医从理论上讲是“脱离了群众”的，我们的中医学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我们祖先的哲学思想深奥而且晦涩，没有极高的悟性难以得到其真谛；另一方面，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可能拿出太多的精力来完成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们更没有可能去推行一种全民的正统中医教育。这样，“公众理解医学”的中医形式—“公众理解中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现代的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或多或少地继续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儒医”精神内核。但与古代儒医“官医”的性质不同，现代“儒医”所处的医疗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是现代西方医学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中医学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甚至已威胁到其生存）；其次是公众的受教育水平陡然提升，这使得原来的医疗模式受到了挑战：患者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医生的治疗行为，而是强烈地希望参与到医疗决策活动中；再次是公众对医疗失败行为的容忍度急剧降低，对医生的医疗水平与应变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第四是社会出现了一个打着“祖传秘方”“宫廷密制”等中医旗号的群体，他们不断冲击和扰乱着中医的秩序，对这种现象的应对，要比论证中医是不是科学更为紧迫。

对于公众理解医学，我们既有教训又有经验。愈演愈烈的医暴现象、张悟本现象、假冒保健品充斥市场，危害健康，骗取财富、邪教血的教训等均为我们不断敲响着警钟。与此同时，许多成功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理想的坐标：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学技术成功的工作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和乡村医疗运动、2013年非典期间建立起的和谐的医疗环境、让一代人认识了辐射与白血病的《血疑》等。医学（包括中医）如果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即便有些失误与过失，也是可以接受的；相反，处理得当的医疗行为，如果患者不能理解，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10 年前我们“战胜”非典的实践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医暴”现象，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公众理解医学”既包括公众对医学本身的理解，也包括对医患关系的理解。“病许治”“信医不信巫”等，就是传统医学对患者的基本的伦理要求。“公众理解医学”应当包括：敬畏生命与死亡、认识疾病与健康、理解医学与医生、正确看待医疗行为、合理处置医患关系、认识到医疗不是商品、理解健康经济与政策，以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等。这些都为中医科学以及中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机遇。

总之，对中医科学的论证，我们应从五千余年的中国医学发展史中发掘资料，这是很重要的，以医学的发展为背景，展望中医科学的发展方向与未来，同样也是可行的。中医是科学的还是文化的，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我们应当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背景中讨论，单单从中医科学本身进行论证，往往会陷入一个恶循环，而从中西医关系进行探讨，虽会流于浅表，但可能会减轻一些负担。如果将中医科学与文化的问题放入公众这个大视野中，则可能会提供一个更宽泛的思路。无疑，公众理解医学（中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