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猪倌生涯

1975年12月下乡两年后，经贫下中农推荐，我被招收到“云南省粮油机械厂”做工人。那个时候尚在文革中，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我们工厂的革委会主任，是造反派起家，只记住了这句的话的前半句，厂里没有什么生产任务，大家都去“闹革命”去了。然而，无论是抓革命还是促生产，大家都得填饱肚子。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粮、油、肉等全面短缺，为了弥补副食品供应的不足，许多单位都办农场，养猪种地，我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刚到厂里报道，我们就被派到了农场。

厂里的农场在昆明西山的西坡，农场的主要任务就种包谷，种菜和养猪。农场养了几十头猪，种出来的包谷也主要是用于喂猪。猪出栏宰杀后或送到厂里的食堂或分给大家改善生活。农场有少数几位固定人员，其余都是各个车间轮流派来的工人。我刚从农村来到工厂，却又回到农场干起了农活，但是和在农村相比，这里的农活要轻松了许多，大家都不在乎收成，可是唯独那几十头活物不能怠慢。这些家伙一到饭点，齐声叫唤，让人不得安宁，每天打发那几十位大爷，就成了农场的主要任务。我刚到农场的时候，是被分配去种包谷的。一次一位喂猪的工友休假，让我去顶班。之前我烦透了这些大爷们的叫唤，我去侍候他们的时候，早早就为它们准备好了餐食，一到饭点就让这些大爷们用上餐。我干了几天以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些大爷们安静了下来，于是乎我被固定在了喂猪这个岗位上。

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一个固定的老工人，一位就是我。在农村我干过几乎所有的农活，在农场在这个老工人的带领下，我又干起了养猪的活计。这项工作说起来也很简单，每天早晚各煮上两大锅猪食，然后再把猪食送到猪圈，待猪吃完食后，清扫一下猪圈。那位老工人，见我为人憨厚，干活不偷懒，休假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长，最后竟放心大胆地将整个猪圈交给了我，我也就成了仅比“弼马温”低N级的“弼猪温”。

我接手这项工作后，就发现这些猪儿们其实是很讲道理的，并不无理取闹。他们通常在11：30开始哼唧，但是声音不大，过了12点还不能开饭的话，哼唧声就变成了吼叫声，如果此时再不开饭的话，吼叫声就会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农场谁也不得安宁。吃饱喝足以后，猪儿们就开始午休，不再哼唧。把握了这个规律以后，我每天按时让猪儿们开饭，他们自然也就不再叫唤。另外，我发现猪其实很爱干净，由于条件有限他们的卧室和厕所都在一室，但是他们在睡觉的地方和入厕的地方是严格分开的，如果能够为他们每天打扫，就可以容易地保持猪圈的干净。这对于刚从农村上来，干惯农活的我来说这也不是难事。

另一项工作稍有技术含量，这就是按猪下菜，给不同生长阶段的猪，不同的伙食标准和待遇。对那些正值正在长身体的猪，不能让他们吃得太好，要少喂精粮，多为粗粮，不能让他们过早发胖，要让他们先把身子骨搭起来。对于“中老年”的猪则要喂好，喂精，让他们膘肥体壮。然而，我对老工人交代的这些“策略”颇有看法。特别是对正在长身体的猪少喂精粮很是不满，那个时候我也正在长身体，很是担心他们把在猪身上获得的成功经验运用到人身上来。农场不缺猪饲料，粗粮精粮应有尽有，为什么就不能公平地对待每一头猪呢？我的猪圈，我做主，在我主管猪圈的日子里，我暗自统一并提高了猪的伙食标准，增加了每顿的精粮，并且公平地对待每一头猪。这样做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我的治理下，猪圈里平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快就到了春暖花开的日子。无论我怎么努力，总有那么几头猪整天叫个不停，寻衅滋事，让我束手无策，不得不去两公里以外的另一个猪圈请“专家”来解惑。这是属于我们农场的另一个猪圈，主要是养母猪和小猪，相当于“母婴室和幼儿园”。小猪从“幼儿园”毕业后，再送到总部喂养。负责“母婴室和幼儿园”是两位“老工人”，据说是有历史问题，被厂里长期发配在农场改造。其中一人当过国民党兵，据说还当过军官，另外一人是个“右派”。厂里把“母婴室和幼儿园”放到2公里以外的地方，多少是有些让这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大家脱离接触的意图。我由于工作特殊，和他们有过不少的接触。一开始我和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养猪心得。在一个月中有那么1，2天他们中其中一人回家休假的时候，我会被去和“母婴室和幼儿园”过夜。一来二去我和他们熟悉了起来，谈话的内容也逐步丰富了起来。当我第一次从那个“国民党兵”嘴里知道“中国远征军”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极其震撼。那个时候我对国民党抗战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一本叫做《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漫画。突然间知道了这么一个天大秘密，我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年少但我仍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和任何人分享的秘密。那位“右派”懂英语，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只是偶尔会劝我多读一点书，多学一点本领。当我的猪圈变得不安宁的时候，我找到他们。他们过来一看就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原来有几头小公猪“成猪”了，荷尔蒙让他们整天烦躁不安，必须把他们骟了，并告诉我《云南日报》社农场的李孟北会干这个事情。

当天下午，我就去隔壁农场请来了李孟北为我们骟猪。李孟北不仅会骟猪，还会给猪看病。这一来二去，我们也熟悉了起来，同为猪倌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共同言语的。李孟北身材高大，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看到他，你怎么也不会和“骟猪匠”联系在一起。有人告诉我他是《云南日报》的总编辑，在农场喂猪已经五年了。知道他是《云南日报》的总编辑，我对他的兴趣大增，从人们的只言片语和相关信息中，我逐渐了解到他因为在《云南日报》上办了一个《滇云漫谭》的专栏，被姚文元认为《燕山夜话》遥相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栏。于是就被命名为“三家村”云南分店的总代表。在文革中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所以他早早就被打倒，发配到了农场喂猪。在喂猪过程中，学会了骟猪，学会了用中草药给猪治病，而且还用这些学会的本领服务周边群众。后来还知道在喂猪之余，他还收集整理的民间流传的谚语，歇后语，之后（1980年）出版了一本《谚语，歇后语浅注》。当时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发生在他身上事情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他身处逆境而不屈服的精神还是教育和感染了我。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我的猪倌生涯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我记得1976年10月下旬，厂里派了一辆车拉一批猪回去，当人们打开猪圈的时候，发现我喂的猪一头头圆滚滚，毛光水滑，煞是喜人，但是个头都不大，也不知是否与我改变了猪的饮食结构有关。那个时候，大家忙着料理即将吃到的“猪肉”，谁也顾不上追究我是如何喂的猪。我们一行四人搭着拉猪的车回到了车里，同车回到昆明的还有《云南日报》社的猪倌李孟北，那天他在车上特别激动，给我说了一路的话。而少不更事的我，却没有记住这长者说过的话。我上大学后，从报纸上知道他先是官复原职，出任《云南日报》总编辑，后又调任玉溪地委书记和红河州委书记，1983年不幸因病去世，时年58岁。

这是一段在我的学生们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经历，当我重新走进教室的时候已经是21岁了，许多光阴已经荒废。有了这些经历后，我常常会在学生们面前喋喋不休地说 莫要辜负了你们现在拥有的大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