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两院院士通过名单中，女性比例也不是很高。现今社会性别平等的状况早已有相当多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实还一直存在着。在推动女性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在实现婚姻自由等方面，“自然选择”学说的奠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 基于进化论的立场，在女性婚姻选择权的论述中表明了先见之明的立场。

英国女性在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时，是相当勇往直前、毫无畏惧的

已经反复证明，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不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一个人的想法”（one-man idea），而是起源于两个自然学家的大脑: 达尔文（总结在1859年第一版的《物种起源》中)和华莱士(1)。因此，将这一观点描述为“达尔文-华莱士自然选择原理”是公平的(2)(图1)。华莱士参照自然选择的原则阐述了人类性别问题，因此，华莱士获得了众所周知的妇女权利捍卫者称号（2，3）。在这方面，可惜现在几乎没人提起他，就像在进化论的贡献中几乎没人提起他一样？

       图1 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肖像及其主要发现(自然选择)。在这个原理中，“进化等于物种形成减去物种灭绝”的公式被添加到这个方案中。

其实，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图2）才是进化论的早期倡导者，斯宾塞关于进化论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851年，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早了8年。斯宾塞对进化的理解包括拉马克的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并强调外部因素对有机体发育的直接影响。斯宾塞在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接受了自然选择理论，并熔铸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短语，这个短语第一次出现在他1864年出版的《Principles of Biology》一书中（4，5）：

达尔文在1869年出版的第五版《物种起源》中借用了斯宾塞这个术语，并提出，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体在生存和繁殖方面最为成功。

在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华莱士提到了哲学家斯宾塞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词，达尔文对其进行了改编，并在后来的《物种起源》(1872年达尔文亲自修改的最后一版)中使用。因此，华莱士写道: “斯宾塞建议使用‘适者生存’这个术语，因为它更接近于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这种生存，通过消灭不适合的人，结合普遍存在的变异，带来了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奇妙适应，这是每个生物生存下来繁衍后代的基本特征”（2）。

图2  斯宾塞在他1864年引入了“适者生存”这个词

1866年，在华莱士写给达尔文的一封信中，华莱士写道: “自然选择... 与其说是选择特殊的变异，不如说是消灭最不利的变异。”

1877年，华莱士提到昆虫时说: “就蝴蝶而言，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因为它们的繁殖能力更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淘汰不合适的蝴蝶是在卵和幼虫的状态下进行的”（2）。

1883年，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4)挑战了美国动物学家威廉·K·布鲁克斯（William Keith Brooks）（图3）提出的一个流行的遗传理论。根据拉马克的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布鲁克斯认为，“遗传力量”在男性身上比在女性身上更强大，动物体内的某种东西迫使雄性领导新品种的进化，而雌性则跟随其后。魏斯曼彻底驳斥了这一观点，指出孩子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性格特征和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样多（2，6）。也就是说，男女遗传的机会是一样的！魏斯曼这个观点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同时也为华莱士后来提出女性在婚姻中的选择权提供了理论支持。

图3  左图：魏斯曼；右图：布鲁克斯

1889年，在华莱士著名的专著《达尔文主义》中，他认为: “自然选择... ...在生存的每一个阶段都以无休止的、巨大的规模清除‘不合适的’，只保留那些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一年后(1890年)，华莱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适者生存实际上是不称职者的灭绝。”

1893年，他认为“适者生存实际上是不称职者的灭绝。为了清除社会中的不合格者，我们必须赋予妇女在婚姻中的选择权，而实现这一最重要和最理想目标的手段将通过给予她足以使她在经济上独立的培训和教育来实现。”一年后(1894年) ，这位英国博物学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相信，通过赋予女性纯粹的本能在婚姻中的选择权，不适合的人将逐渐从种族中消失，人类的进步将得到保障。”

1896年，华莱士将自然选择总结如下: “那么，接受这些变异的事实，并始终牢记生存斗争的严重性，高等动物的后代中至少有十分之九在成熟之前每年死亡，从而导致一个系统的、持续的淘汰不太适合的动物... ...”

1900年，华莱士再次提到了“女性问题”与自然选择的关系，他这样说道: “这种关系不会像低等动物和植物那样，通过实际摧毁不适合的动物，而是通过它们不那么快速的增长，因为在平等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条件下，婚姻肯定会被推迟，直到双方都取得了一些成就”（2）。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这位90岁的生物学家总结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原则，参照女性选择丈夫的原则，他这样说道: “适者生存实际上是不适合的人的灭绝，这是人类的一线希望，正如……,我们将在婚姻中释放选择的力量，这将稳步和肯定地改善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种族的力量和美丽”(7)。

                                                                         2023-11-28于济南

主要参考文献：

1.  Depew DJ (2017) Darwi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roductive encounters with saltation,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In: Delisle RG (ed) The Darwinian tradition in context: research program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Springer, Cham, pp 61–88

2.  Kutschera U (2017b) Symbiogenesis and cell evolution: an anti-Darwinian research agenda? In: Delisle R (ed) The darwinian tradition in context—research program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Springer, Cham, pp 309–331

3.  Nature 2015b，523:35

4.  The Complicated Legacy of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Who Coine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cience Correspondent April 29, 2020

5.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 Definition & Examples | Britannica

6.  Nature 522, 31–32; 2015

7.  Wallace AR (1913)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oral progress. Cassell,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