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主管研究生招生工作时，就听到一些老师在议论，是否有必要把生源作为约束条件之一，也就说要限制一些层次较低学校的学生作为候选对象。这种想法背后的假设不难理解：层次高的学校，生源质量好。即使做一些量化的相关计算，也能得到支持的证据。但细究起来，却是一个问题。相关不是因果，以一般性的经验或相关的数据作为判断个体的依据，早就被否定了——“不拘一格降人才”，很早就被大家所熟知。

中国高校的层次，客观上，官方早有结论：第一层次是“985”高校，第二层次是“211”高校，第三层次是其他的省部属的老牌高校，其余的可大致划归到第四类中。第一层次的学校培养第一流的人才，第二层次的学校培养第二流的人才......，这个结论正确吗？其实，一般IQ在70以上的人很少会上这个当去回答“yes”，证伪这个结论是很容易的事。但让人好奇的是，嘴上不说“yes”，不等于行动上不“yes”。非但如此，行动上越来越倾向于遵循“yes”的准则。有诸多的证据支持。

年前与一所“985”高校的老师聊天，提到在对参加保研的学生进行筛选时，学校内部要求先把非“211”高校以下的申请者剔除；一位博士生马上要毕业了，在读期间有很优秀的成果，求职时，多所高校直接回应：只招收海外毕业生，或本科至少毕业于“211”院校；参加一个关于评估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估方案，其中一条是“生源质量”，问其含义，解释是来自“985”高校的生源越多，得分越高。
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带有寓言性质的画家轶事。说的是有一个世界知名的画家去世了，许多国际同行包括他的学生们都来参加了他的纪念活动。在参观画家生前工作过的画室时，一个画家非常惊讶地发现了这位著名画家生前从未向外界展示过的一幅遗作，吸引了许多其他画家们赶过来围观，品头论足，觉得这幅遗作才是画家毕生的最佳作品。于是，不少同行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这幅画表达的艺术境界加以评判，以至于不得不请出画家的夫人，希望能提供更多的有关这幅画作创作的线索。画家夫人来后看了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作画时衬在下面的画布”。

这也让我想起年前期末考试前在QQ上与学生的一段对话。同学们觉得，我的课程作业量大，要求高，但给出的分数却不高。而同样的课程，其他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这么多，给出的分数还很高，影响了他们今后保研和出国读博的资格，在议论着是否应该下学期退出我的课程选学其他老师的。我问应该给多少分是合适的，学生回答他们付出的努力比同样课程的同学多，就应该得到更高的分数。显然，他们觉得，努力与成绩应该是正比的，或者是正相关的。看起来这是没错的，努力与结果有三种情形：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一般来说，正向的努力与期望的结果是正相关的。但是，除了“一般”的情况，“不一般”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只是人们很少“看见”。这种很少看见，不是看不见，或看见的机会少，更多的是“不想”看见。讨论了半天，依然有学生“底气”很足：多做了作业，多付出了努力，得到的成绩不高，影响保研，影响了出国读博申请。最终，并不心虚的我开始有了内疚的感觉。

即使在社会环境中也能观察到类似的情形。以简约化的方式对一类人做出一般性的倾向判断，是社会心理学的典型特征，并不新鲜。比如，人们常说，上海男人“小气、奶油、精明、洁癖......”。但当面对一个站在眼前的“小气、奶油、精明、洁癖”的男人时，是否可以判断说，这是上海男人？或者反过来，当一个来自上海的男人表现出粗狂、大气时，能否说这不是上海的男人？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一个地区的居民“血统”也在不断变化，表现出来的人的特点也在不断变化。一般的老百姓也会认识到这一点。作为高智力人群聚集的高校却把“变”的转轮早早定格于“不变”，化繁为简，提炼出快餐式的头脑判断程序，不知是否遵循了人类进化的规律？

前些年就有人提到“社会智力”一语，把它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来评估当今中国社会的群体智力，当今社会的“social intelligence”比之100年前，低的概率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