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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一个老人,一个在文革中作恶的老人接受审判,人们觉得不能因为“时代错误”而原谅个体错误。
弗洛伊德说,人性本来就是恶毒的,潜意识的欲望和攻击性,仅仅是被压抑了。
荣格承认弗洛伊德的罪恶,但强调通过个体发育能发展出不同的人格。个人是怎么发育的,无非是家庭和社会。
当然,也有人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如果社会授权个体作恶,个体作恶就不会产生罪恶感,就会充分发挥出弗洛伊德说的人性之恶。1960年代,有人想去德国做一个实验,先在美国试试。在美国试了一下,他觉得没必要去德国了,因为人性本来差不多,德国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的问题,而是纳粹的问题。
在美国的实验中,受试两两一对,一个扮演老师,一个扮演学生,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惩罚学生。这个惩罚,不是用教鞭,而是电击,从15伏到450伏(老师不知道,电击是假的)。在大街上采访,多数人表示自己不会将惩罚进行到底。而事实上,受试者有65%将惩罚进行到极限的450伏。他们觉得,那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被授权了,即使被点击者身体受到伤害,也不是自己的罪恶。
社会结构多重要,不用说。一个好人,在被授权和默认授权后,也可能会作恶。
所以,GREAT CR, GREAT FAMINE,仅仅是某个人的错误?某个人的罪恶?
看了一个视频,就想起这个其实已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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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7 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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