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一个老人，一个在文革中作恶的老人接受审判，人们觉得不能因为“时代错误”而原谅个体错误。 

弗洛伊德说，人性本来就是恶毒的，潜意识的欲望和攻击性，仅仅是被压抑了。 

荣格承认弗洛伊德的罪恶，但强调通过个体发育能发展出不同的人格。个人是怎么发育的，无非是家庭和社会。

当然，也有人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如果社会授权个体作恶，个体作恶就不会产生罪恶感，就会充分发挥出弗洛伊德说的人性之恶。1960年代，有人想去德国做一个实验，先在美国试试。在美国试了一下，他觉得没必要去德国了，因为人性本来差不多，德国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的问题，而是纳粹的问题。

在美国的实验中，受试两两一对，一个扮演老师，一个扮演学生，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惩罚学生。这个惩罚，不是用教鞭，而是电击，从15伏到450伏（老师不知道，电击是假的）。在大街上采访，多数人表示自己不会将惩罚进行到底。而事实上，受试者有65%将惩罚进行到极限的450伏。他们觉得，那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被授权了，即使被点击者身体受到伤害，也不是自己的罪恶。

社会结构多重要，不用说。一个好人，在被授权和默认授权后，也可能会作恶。

所以，GREAT CR, GREAT FAMINE，仅仅是某个人的错误？某个人的罪恶？

看了一个视频，就想起这个其实已有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