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的领袖曾经这么说,这是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大概是他的核心理论)。当时的阶级斗争,无产者之间都是同胞,在生物学上相当于拥有共同的基因,共同的利益,就需要相互之间的有爱。而对于阶级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说的吧),需要被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我们当年,也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作证,我们做的很彻底。当阶级斗争消失,有爱和憎恨的“缘故”似乎都没有了,冷漠就是必然的了。
当年许多人吃不饱饭,这并不耽误我们爱非洲弟兄,因为非洲弟兄能给我们回报(今天依然爱着,原因可能差不多,指望他们回报什么,大家都清楚)。对于不能带来回报的家伙,是坚决不能爱的。爱美帝国主义,爱阶级敌人,都不可能有回报,因为他们都是蛇蝎心肠,亡我之心不死。
上面讲的指导思想,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共通之处在于感恩与报复,至于是否对陌生人施恩,是否帮助陌生人,不在这个逻辑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缘故。雷锋能出名,陈阿婆能出名,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说毫无关系。
对待熟人,对待朋友,对待亲戚,我们可能毫不吝啬,西方人可能要向我们学习,而怎样对待陌生人,我们需要向西方人学习。怎样感恩,西方人要向我们学习(我们的感恩教育可谓夸张到极限了),而怎样行善,我们要向西方人学习。
我们常常把互利互惠(reciprocal altruism)和平共处(live-and-let-live)挂在嘴上。这个逻辑的推论自然是,如果没有共同的好处,和平共处就自然不存在。这样的思维,就必然导致“一锤子买卖”(one-off)心理。
别的动物虽然不会思想,但reciprocal altruism是一种很原始的动物逻辑。基于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基于“群体利益”的利他行为,都是期望利益回报的,博弈论(game theory)的数学模型也能很容易演示这个过程。如果双方的合作是一次性的,双方都不会行善,因为行善没有回报,特别是,如果一方行善一方行恶,那么行善者的损失会更惨重。如果双方的关系是长期的,“好人”才能有回报,互惠互利的善举才能进化出来。在“陌生人”之间,善举都是为了减轻敌对状态而仪式化的,真正的善举只能以可回报为前提。
我们比西方人聪明,或许这也算表现之一吧。我们的文化,是太进化,还是太原始,自己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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