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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一开讲,束星北就在台下虎视眈眈,瞅准什么“漏洞”马上就发难,不搞得对方下不了台决不撤兵;王淦昌也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束星北讲出什么“奇谈怪论”,他也立刻打断,一定要束星北讲出个子丒寅卯,否则决不罢休。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有时候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
在遵义、湄潭时期,王淦昌与束星北因其在物理学方面的出色才华而被称誉为浙大物理系的“双子星座”。1937年5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曾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有关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他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玻尔回去后,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去信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学校和导师。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王淦昌和束星北,前者擅长实验物理,后者擅长理论物理。束星北热衷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王淦昌则已深入到中微子研究的最前沿,他们的研究都涉及原子物理的核心。这两个中国现代物理学的顶尖角色在浙大遭遇,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便上演了一出出令人长久回味无穷的好戏。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的争吵,让学生们在惊异新奇中学到了做学问的真谛,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如果说王淦昌和束星北在学术是一对针锋相对的“诤友”的话,他们两人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对终身心心相系的“挚友”。解放以后,束星北一直坎坷不断,在他遭到迫害之后,家境窘迫,一家人的生活难以维持,而此时的王淦昌在北京工作,身居要位,他一直用化名给束星北一家寄钱。从1960年开始,到70年代束星北复出,家境得到改善为止,每月40元,月月不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每个月40元,差不多就是一般城市人口家庭的全部收入呀!
1980年4月,王淦昌借到青岛开会之机,前去看望束星北。自50年代中期受到冲击以后,束星北长期遭受政治迫害,几乎与世隔绝。他们两人上一次的见面还是1954年在北京,中间已经相隔整整26年。王淦昌就住在束星北家中,这天上午,束星北的女儿束新美正在厨房忙碌,给客人准备中餐,突然听见客厅中传来吵架的声响。先是束星北粗大的嗓门,紧接着是王淦昌稍细但频率极快、像是一串连珠炮似的反驳。两个人的声音越吵越高,到后来简直就像是在吼叫。束新美走出厨房时,吵架倒是停止了,但是两人都还在气头上。只见她的父亲紧锁着双眉,胸口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像拉风箱似的;而王淦昌则把头扭向一边,脸憋得通红。
后来,束新美问她的父亲,为了什么事情和王淦昌伯伯吵架,束星北笑笑说,还是当年在湄潭争论的老问题。而此时,距离40年代初在遵义、湄潭时的浙江大学,已经有四十个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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