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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大学校长：大学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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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庆环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09-6-3 1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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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墨尔本大学校长格林·戴维斯（Glyn Davis）
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是澳洲最古老和最杰出的大学之一，以其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学术研究水平，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
然而，就是这所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的大学，却在2008年开始彻底改变已沿用了150年的教学传统，推行被称作“墨尔本模式(MelbourneModel)”的课程和学制改革，改革首先应用于学术范围广，内容宽泛的本科课程，然后再导入职业研究生课程或研究高等学位，力度之大，甚至被人称之为“激进的大学改革”、“里程碑式的教育变革”。
近日，引领这项改革的墨尔本大学校长格林·戴维斯教授来华访问，记者就墨尔本大学的改革对他进行了专访。希望他们的一系列思路和做法能对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高校有所借鉴。
记者：“墨尔本模式”以其对大学课程和学制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引起了世界教育界的高度关注，请问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
格林·戴维斯：实施这项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们要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压力，二是应对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要求的挑战，三是应对澳大利亚政府对高等教育支持减少的压力。我们从2005年开始启动和构思这项改革，制定了以“提高声望(GrowingEsteem)、追求卓越”为主题的十年长期发展规划，旨在形成研究、学习和知识传递三者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三维螺旋”式的发展模式。“墨尔本模式”课程体制改革是这一长期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内容。
记者：人们认为“墨尔本模式”是一项重大的学科和学术结构改革，请您介绍一下这项改革。
格林·戴维斯：“墨尔本模式”是一次全方位的课程体系改革，新的课程体系实行“3+2+3”培养模式，即3年本科学位、2年研究生学位和3年研究生与研究类高等学位。具体来说，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将原来复杂的本科学位体系综合成6个：人文、理学、经济、生物医学、环境、音乐，我们将其称为6个“新生代”本科学位。作为过渡期的安排，目前墨尔本大学仍会提供农业、计算机科学及教育等14个学士学位课程。但今后将逐步削减目前96个学士课程的数目，至2011年，学士课程只会余下上述6个学士课程。
至于研究生学位，作为“墨尔本模式”的一部分，我们强调提供更加精深、高度专业的职业研究生课程，即逐步把职业教育比如法律、建筑、教育、护理、医学提高到研究生课程，学生毕业都可获得硕士学位。从2008年开始，墨尔本大学开始执行澳大利亚第一个综合性的研究生院模式。从2009年开始，墨尔本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都将不再招收本科学生，而直接招收研究生。
关于研究生与研究类高等学位，“墨尔本模式”倡导培养的博士生应适应不断变化、竞争的国际就业环境。培养的博士生具有多方面知识和广泛的技能，例如：领导能力和多学科知识，了解精深研究课程的知识。预计到2015年，墨尔本大学将会拥有领先的研究中心，获得一系列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和成为国家研究培训的先驱。
记者：请问为何要将本科课程综合成6个，其意义是什么？
格林·戴维斯：我们的调查显示，雇主对雇员职业技能的要求是他们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快速地改变自己。另外，根据近10年的职业状况看，许多10年前的职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所有的大学都面临着如何训练自己的学生去面对新职业的问题。我们认为，大学的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而足够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墨尔本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是追求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国际化和交叉性融合。
6个新生代本科学位的立意是以基础教育为主，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也使大学与国际学术结构接轨。这些本科课程力求使学生从他们选择的专业课中学到精深的知识，比如经济学位开设的使学生获得专业资格的课程——会计和精算学专业资格，同时还要求他们至少选修1/4的其他专业知识作为拓展课程。学生还可以在学校全新的“广度”课程表中选择课程，这些“广度”课程具有多学科性，经常挖掘全世界所面临的大课题，以此建立跨学科研究，比如气候变化和水、人类关系、食物和药品，以及那些改变社会、世界生态历史，还有澳洲当地文化的课题。这些课程都是由学校各专业领域里的专家级教授来授课，这些课程覆盖和连接不同的专业，会增强学生的逻辑、分析和多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里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来上这些广度的课程，运用从各自专业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探讨这些大问题，这可以使学生互相学习，获得与他们核心课程完全不同的知识。
我们认为这种学习会造就知识和技能全面、具备学习能力的毕业生，使他们能够适应在那些需要具备跨学科理解能力和知识持续更新的领域工作，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研究能力，尤其是对那些要求多元学科背景的领域。
记者：实施“墨尔本模式”使你们彻底告别过去150年的教学传统，请问这么大力度和规模的改革是如何成功进行的？
格林·戴维斯：的确，这不是一件易事，涉及到学校各职能部门的整合调整，院系之间的衔接配合，需要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使得院系、教授和学生对实施“墨尔本模式”达到基本认可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我们从2005年开始讨论这项改革，学校各个层面都开会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然后再把这些层面的意见进行汇总。2006年是关键一年，我们建立起实施的原则和标准，并调整组织管理架构，明确第一责任部门，成立了课程委员会，与当时各个学院检讨当时的课程并计划未来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2007年，我们开展了量化工作，并在质量框架和跨学科研究上取得进展，我们对老师进行了培训，还专门设立了学生中心。
大学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模式。墨尔本大学教学委员会提出每三年根据社会对人才需要的变化以及学生对课程体系的反馈和意见，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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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革也要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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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长乐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8-22 2: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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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固然要靠“创”，但创什么、怎么创，大有深义。因为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一流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其次才能够考虑怎么创。事实上，人们常说的“大楼、大师”只是大学的外在形态，大学的实质则是应该建立体现大学本质和规律的教育思想和制度体系，包括探索知识和追求真理的观念和风气、保护学术自由的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制度，以及大学理想、大学传统、大学品格、大学精神等文化和观念条件。要具备这些实质性内容，需要大学的建设者们进行艰苦的努力。比如，制定能够作为大学精神和灵魂标志的大学宪章，建设体现大学本质、符合大学活动逻辑的大学制度，建设凝聚大学理想、规则、追求、风格的大学精神等。完成这些工作的难度，要远远超过现在有些大学的“求大师、建大楼”的工作量。
在大学制度建设方面，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期望在不触动现行大学制度的基础上，用“加法”方式进行制度建设；一种是在对大学现行制度进行革新或改革的基础上，用“除法”方式进行制度建设。前者是我国大学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通过增加人力和物力投入，提高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对现状进行强化或优化，其目标是各种成果数量的增加。后者是运用改革的方法，对现实制度进行改造，彻底清除现实大学制度中的弊端，使其能够与“世界大学通例”接轨，具有世界著名大学的特点和内涵，使大学在按照自己规律和逻辑运行的基础上，自然地产生应有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产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提升国民文化和道德修养、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影响和作用。这显然是目前一些大学秉持的工具性、技术性一流大学建设思路难以实现的。
大学改革必须以反思和批评为起点，因为不通过反思和批评发现问题，就无法确定改革的目标和路线。所以，进行大学制度改革离不开对现行大学问题的批评甚至批判。人们应该明白，大学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其活动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公众有权利知道大学活动的内容是否符合大学的规律，因而大学必须接受社会的批评和监督。这些批评无疑是善意的，是期望大学真正进步和发展的，大学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欢迎社会的批评，而不应该对人们的批判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试问，谁能说人们批评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不是事实呢？谁又能说大学中的学术腐败现象不严重呢？难道“掷巨资建星级卫生间”、“上千万建校大门”不该批评吗？这种现象虽然按“比例”并不大，但却动摇大学的根本，使大学失去理性的方向和基本的是非判断，对学生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深刻且久远的。事实上，我国大学也曾有过不准批评的时期，但大学不准批评及大学批评能力蜕化的结果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灾大难面前，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实在没有多少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个人的尊严”。小到大学，大到国家，接受批评的能力既是其有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其有开放性胸怀和品格的表现。大学通过接受批评而改正自己的错误，使大学得到进步和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大学的教育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而创造性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有批评和批判能力。大学要培养学生的批评和批判能力，若自己没有批评和批判能力，以及接受批评的意识和胸怀，那如何培育学生的批评和批判能力呢？人们在教育子女时都知道“严是爱，宽是害”，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大学。
对于喧嚣一时的建世界一流大学潮流，作者并不认为有多少必要或重要。如同全民为了身体健康而积极锻炼的风气重于任何金牌一样，我以为建设先进、文明的大学制度，建设纯洁、宁静、公正的学风、教风和校风，按照国际大学通例公开招聘或选举合格的大学校长，招聘有志于教育和研究的合格教师，维护对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大学规则，建设起能够让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寄托的大学文化，诚挚地引导学生做不投机取巧、不见风使舵的正派人，比建设任何一流大学都重要，都更紧迫。只要这样做了，则春种秋收，成为一流大学是早晚的事。如同蔡元培先生改造北京大学，梅贻琦先生执掌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辛勤耕耘，终有收获。
伟大的大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是为社会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责任感的新人，是为社会开创一代新的风气和文化，是引领社会向文明和先进的方向前进，是对社会的文化和风气革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去追求一些只有局部意义的奖牌、项目或荣誉称号。所以，纯粹地强调所谓的一流大学建设，反倒容易使这种活动变质，堕落成功利化、形式化、庸俗化的活动，使我国大学失去真正进步的宝贵时机。
《科学时报》 (2008-8-22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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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邬大光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4-29 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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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持续9年的扩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大国，但目前尚无一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0年前的北大百年校庆上，我国提出了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可是回过头来看，今天我国大学的规模上去了，但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上，却鲜有我国大学的名字。一流大学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对我们来说似乎还只能是一个期待。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如果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显然高等教育大国的名份就打了许多折扣。可以说，我国大学未能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已成为我们这个高等教育大国的一块“短板”，更会影响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
为什么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国就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而一流大学的建设却如此艰难？可见，建设高等教育大国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做大容易做强难，而达到世界一流则更难。因为对于像我们国家这样对高等教育需求还十分旺盛的人口大国而言，把高等教育规模做大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推动下实现。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则比较复杂，往往需要特定的内外部条件和相应的发展机制。
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这是剑桥大学前校长阿什比的说法。大学的遗传基因其实是大学的一种精神积淀，它往往与一所大学的历史或传统有关。大学的遗传基因是一种历史的沉淀，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沉淀，近似于大学组织中的灵魂，也可说是弥散在大学里的一种“精神宗教”，起的是“图腾”的作用，它是根植于并且超越于大学制度的，也是超越世俗与功利的，但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如果把良好的遗传基因看成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备条件，我国当前的一流大学显然缺少这样的遗传基因。
这里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于西方，我国的大学具有先天的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学，从民国时学德国，到建国后学苏联，再到现在学美国，学得更多的是外在的形式，并没有发展成自己内在的“基因”。就像梅贻琦校长曾经说的那样，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学靠的是人、人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传承，这种传承最终会沉淀在大学的基因里。
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因是什么，也要认真研究在怎样的环境里来培育这种基因。与人的基因不同，大学的基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变化着的环境中逐步培育而成的。较之于过去的大学，今天的大学所面临的环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外部环境的改变为我们培育一流大学的基因制造了种种无形的障碍，历史积淀的缺失更使得今天的大学比较容易为环境的变化所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培育大学优良基因的过程，过分的浮躁、功利、限制等，都不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基因的培育和生长。当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因培育成功了，那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也就水到渠成了。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当下论及一流大学的建设，都绕不开一个“钱”字。确实，若以钱而论，今天大学排行榜上的那些世界一流大学，有的可以说富可敌国，而我国的一流大学显然都望尘莫及。从表象看，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是用钱“堆”起来的。但若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在那些用钱“堆”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背后，实际上还是大学的遗传基因在起主要作用。如果真的能用钱堆得起世界一流大学，那些富得流油的石油国家，也包括我国，肯定会愿意砸下一笔钱去。历史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是先培育基因，基因培育好了，钱也就自然来了；今天的大学，虽然可以先砸下一笔钱去，但最终还要转到培育基因上来。也就是说，一流大学的建设之路可以殊途同归，但一流大学的根必须深深地扎进精神的土壤。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我国经济以及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会进一步催生更加强烈的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大学自身也会产生强烈的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冲动，我国也确实需要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我们可以寻求一种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但在这一道路上，我们必须清楚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让我们从培育基因和改善环境同时入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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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彬 温新红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4-29 2: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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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建校仅40多年的年轻大学，何以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学府？新西兰梅西大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高等教育要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新西兰梅西大学成立于1962年，刚刚建校时，它只是一所单一的农业类院校，学生数量仅几百人，所读专业全部为农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在的梅西大学已经成为新西兰顶尖的综合类大学，同时也是该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其优势学科，包括农学、经济学、畜牧、兽医、航空等专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国际影响。
目前梅西大学的博士生毕业比率在新西兰国内名列前茅，在上海交通大学所评出的世界大学前200名排名中，梅西大学也曾名列其中。
作为一所仅40多年校龄的“年轻”大学，梅西大学如何能从“默默无闻”的专业类院校一跃成为在新西兰，乃至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综合性大学？梅西大学科学学院院长助理朱昌平副教授从学科建设方面，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我们的想法很实际
朱昌平于1963年进入梅西大学学习草地学，是该校最早一批学生。后于上世纪70年代到梅西大学工作。他刚到学校任教时，当时的系主任交给了他一个很“特别”的任务：先要学会管理农场。
“学校原本是一所农学院，针对的学生主要是新西兰农民的子弟，如果老师的连农场都不会管理，怎么来说服农场子弟到学校读书？在这方面，学校的想法很实际的。”朱昌平说，这一事例也反映了梅西大学在学科，乃至学校整体定位上贴近实际的特点。
曾有一段时期，梅西大学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做新西兰最好的大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他们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超越奥克兰大学在新西兰高教界的地位，之后，学校将目标放在“为新西兰产业服务的最好的大学”上，不是去追求科研最高或学生最多，而是针对产业和社会上的要求去培养对应的人才。
高校教师一定要作科研
为了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方式与产业需要的进一步接轨，梅西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提高自身的科研和教育能力。
以朱昌平所在的科学学院为例，该学院院长安德森（音译）教授早在十几年前便将把原有的4个学院（faculty）合并，将学院原下属的22个系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学院”（college），并在里面组建7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所。
“在大学教书的老师，一定要站在科研的顶峰上，要保证有人肯出钱请你作科研。”朱昌平介绍说，之所以把系解散了，组建新的研究所，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可以不受约束地选择任何一个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新成立的研究所不是简单地去研究草地、畜牧之类的狭窄领域，而是针对食品、营养学这样较为宽泛的领域，综合多种知识进行研究。“例如食品类，可以从研究草开始，到畜牧业，再到肉类加工，这样，包括从事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类的这类专家都可以在一起工作，各个领域进行合作。把原来分散的各个系联合在一起，针对一个产业需求进行重新设置，密切了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联系。”朱昌平说。
此外，在改革之前，教师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准备材料，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学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以了。而现在，学术主任需要首先从产业角度上向一些企业的领导者咨询，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学生，需要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从不同研究所购买相关课程，并向研究所支付相关费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教授，脚必须站在科研平台上，他所教授的课程也必须是‘顾客’所需要用的，这中间的桥梁便是学生。”朱昌平说。
随时适应市场
这一改变对教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朱昌平介绍说：“即使我原来研究的项目很重要，但如果市场不需要，是没意义的。以前我讲的东西很好，但将来雇学生的企业不需要，也是没意义的。如果科研没有了、课程没有了，那么我在大学的位置就没有了，这就逼迫教师改变自己，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
除此之外，重新设计后的大学院模式，还具有原有学科设置模式所不能比拟的灵活性。朱昌平介绍说，这一模式可以按照市场发展的最新要求，随时重新组织、分配资源。
“原有的模式比较死板，有些时候可能暂时还比较适应产业和市场，但3年以后就不适应了。”朱昌平说，如果那时再一次调整，则又要浪费大量的精力和经费，现在的模式是一个很有灵活性的组织，就像积木玩具一样，市场要求什么样，就可以搭出什么样，避免资源浪费。
在这种模式下的学位授予问题上，朱昌平介绍说，以前颁发给学生的都是各个学院（faculty）的学位，而现在的学位则是更高层面的大学院（college）学位。在以前的模式下，学院（faculty）招收的学生多，它得到的钱就多，老师的收入就会增加，这就造成了各个学院在内部“抢”学生的情况的出现。但现在学生的学位是大学院（college）共同授予的，各个研究所提供的课程越多，所得到的资金就会更多，而要吸引学生就只能改进自己的课程，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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