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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ISON MUDDITTAPR

译者：康楚熠

校译：檀湘琦

来源：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4/04/04/transitional-agreements-arent-working-what-comes-next/

自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与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推出第一份“过渡协议（transitional agreement，TA）”以来，已有十年了。此后，Jisc已与47家出版商谈判和/或续签了75份过渡协议。（关于术语的说明：我使用Jisc的术语“过渡协议”，这些协议通常也被称为“转换协议（transformative agreements）”——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协议是否推动了行业的转变还值得商榷。如果有人需要了解更多，请参阅我的同事Lisa Hinchliffe的入门读物）。Jisc最近对TA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发表了审查报告，以了解TA在实现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过渡方面的有效性，探索TA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并评估TA是否实现了英国的目标。

与所有国家一样，英国在向OA过渡方面也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芬奇报告》（Finch Report）发表后，英国很早就走上了这条道路。该报告建议“在OA或混合期刊上发表文章，由APC（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文章处理费）提供资金，作为发表（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的主要途径”，甚至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视为最大出版商成功游说的案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TA视为向全面OA过渡的可持续机制，因此值得将Jisc的报告作为一个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TA是否达到了英国高等教育部门的要求？

从Jisc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情况是微妙而复杂的。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发展和成效，包括以下方面（所有数据均摘自报告）：

• 全球OA文章的发表比例已从2014年的21%增长到2022年的46%。TA帮助英国实现了比全球更快的转型，到2022年将有50%的文章以OA形式发表。

• TA降低并限制了教育部门层面的成本。据Jisc估计，到2022年，高等教育机构通过TA可节约4200万英镑的成本。TA还使更多的研究人员能够公开发表他们的工作成果。

但显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太积极的结果，例如：

• 英国的混合出版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达到21%（全球平均水平为10%），同时绿色OA比例持续下降（这也是全球趋势的夸张表现）。TA非但没有鼓励出版方式更加多样化，反而帮助出版商巨头们巩固了混合出版的模式。

• 近年来（2021年和2022年），非OA文章（或至少是暂时非OA）的数量有所回升。尽管OA产出有所增长，但在本报告研究的38家出版商中，61%的文章仍然是非OA的。

• 基于成本加速增长和英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对基于APC的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表示严重担忧。

根据2018年至2022年间观察到的期刊转换率，五大出版商至少需要70年才能将其TA期刊转换为OA期刊。

最重要的问题是，TA是否兑现了其名义上的过渡性和变革性的承诺。总体而言，期刊“转换”率较低（一些小型出版商除外）。对我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以下发现：根据2018年至2022年间观察到的期刊转换率，五大出版商至少需要70年才能将其TA期刊转换为OA。（由于认识到这一过渡的缓慢性，致力于OA的国际联盟cOAlition S（S联盟）去年将1589种期刊从其过渡计划中剔除）。

虽然这些数据和结论来自英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类似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S计划（S联盟发起的《向全面和即时的开放获取科研出版物加速转变的倡议》，简称S计划）的《2023年年度回顾》与Jisc的结论完全一致：金色OA是OA的主要模式，混合出版的占比在TA帮助下不断增长，绿色OA的占比则在下降（S联盟今年年底停止资助TA的决定是否会对这些趋势产生影响还有待观察）。瑞典高等教育机构协会去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存在陷入有利于大型商业出版商的永久转型”的风险。最近根据ESAC（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致力于OA发展的开放社区）转换协议登记处的协议进行的分析也发现，主要的转变是从非OA期刊到混合式期刊，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会导致整个出版行业模式的转换。

基于APC的方法的失败

在此，我想明确一点，我现在要谈的是我个人视角而非Jisc的分析和解释。我一直对TA持怀疑态度，但我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并非其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付费模式：APC。当前的模式（包括TA）建立在文章发表的基础上，与建立在公平开放科学原则基础上的生态系统格格不入，造成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模式进一步巩固了文章作为价值单位的地位。这创造了一种文章增长经济，既加剧了研究人员和同行评审系统的现有压力，也为出版商创造了一种明确的动机，即推动文章增长以增加利润。（是的，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我们正在应对的研究诚信的挑战。我不打算在此详述这些问题，但我只想说，通过这种模式迅速发展起来的出版商目前面临的困难凸显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

TA和APC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管理负担。Jisc的报告指出了其中央管理系统对扩大OA规模的重要性，但也指出管理负担仍然存在。不同出版商的TA存在差异，因此管理TA需要大量资源和专业人员。由于图书馆的预算和谈判仍然与传统的APC和每篇文章的成本评估（尤其是在欧洲）密切相关，图书馆和联盟要适应更新、更包容的模式就更加困难了。

回顾一下，阅读这份报告让我想起了多年来读过的许多帖子和文章，这些帖子和文章指出了我们管理OA过渡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我自己在五年前也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三个主要关注点，再结合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许多学会都感到需要处在较大出版商的“安全保护伞”之下；

随着小型出版商被收购，市场整合仍在继续，最大的五家出版商继续主导着出版业。

学术记录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所担心的是，TA“有可能将高昂的订阅费用固定在本应开放的未来，并有可能在订阅资金全部流向新的交易模式时，强化最大参与者的市场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学会感到有必要处在较大出版商的“安全保护伞”之下；随着小型出版商（F1000、PeerJ等）的收购，市场整合仍在继续，正如Jisc报告所明确指出的，五家出版商巨头继续主导着出版业。

研究人员仍然不能参与其中：无论是授权模式还是TA都没有改变这种状况（Jisc的报告也发现作者的行为没有改变）。事实上，TA使作者更容易遵守OA规定，而无需被某一个APC干扰。虽然这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TA通常是与较大的出版商谈判的，因此有助于巩固传统的作者行为，作者也无需面对诸如负担能力或公平性等问题。

硬性地排除南半球地区国家的研究成果：随着金色OA成为主流模式，固有的不公平现象呈指数级增长，大量群体（尤其是南半球地区）被拒之门外。目前豁免成为解决该现象的一种方案，但至少对于包括PLOS在内的中小型出版商来说，豁免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未能达到公平标准。简单地说，它们没有改变导致作者首先需要豁免的系统结构。豁免本身被设计为要求那些最需要系统性变革的人通过各种障碍，而拥有更多特权的群体却从未会遇到这些障碍。

如果不是TA，那么能是什么？

如果TA似乎更多是永久性的，而不是过渡性的，而且似乎不会很快带来转变，那么图书馆应该如何应对呢？不出所料，Jisc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当务之急是找到新的方法，加快TA尚未实现的转型。此外，他们还建议：

• 调整其他指标以证明对公平性的承诺，包括对非APC模式的支持。

• 在决定投资方向时使用报告的结论和其他指标，并确保这些投资能够实现关键目标，如减少付费墙和提高公平性。

• 从表现不佳的TA撤资，为上述活动提供资金。

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将战略重点放在长远发展上。正如在最近举行的RLUK（Research Libraries UK，由英国和爱尔兰最重要的研究图书馆组成的联盟）会议上就该报告进行的小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该报告的结论与英国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严峻财务挑战相结合，使得现在正是进行更大胆变革的恰当时机。

在图书馆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想提出两个需要牢记的核心原则。

首先是为自己的价值观投资。图书馆是倡导学术交流从商业控制转向更符合科学核心价值的模式转变的重要合作伙伴。宣传固然重要，但这还不够。正如Jisc报告所总结的，图书馆（和其他机构）必须以符合其目标和价值观的方式进行投资。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MIT Libraries）就是一个大胆的例子，他们与爱思唯尔（Elsevier）解除合同已有四年之久，目前正准备将节省下来的大笔资金再投资，以实现麻省理工学院框架（MIT Framework）的目标。对于许多图书馆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任何节省下来的资金都会被行政部门迅速收回——或者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机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多年来行政部门和教职员工之间的共同努力）。在RLUK小组讨论期间接受采访的图书馆员们都对上述两个主题表示赞同：需要重新思考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研究人员的合作；将关注点从OA扩展到开放科学、公平性和可负担性。

其次是要考虑到所有潜在的后果。这一点我们的行业并不擅长，如今我们正承受着这方面失败的后果。我把自己所在的组织也算在内——在PLOS创办之初，我们专注于生物医学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大笔资助很常见，向作者收取发表费似乎是公平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和重复使用论文。但我们没有预料到APC会变得那么成功，商业出版商会如何利用这一空间，以及它们会变得多么不公平。同样，根据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致力于性别平等、全球发展等领域，其中包括OA）“更新”后的政策，如果没有既定的替代方案，他们的受资助者就有可能重新回到在付费墙后发表研究成果的道路上。这就是为什么PLOS与我们同S联盟、Jisc成立的工作小组正在开展的工作非常重要，它可以促进与相关利益方的讨论，从而努力推动整个行业的变革。

当然，责任不仅仅落在图书馆身上。我常说，出版商的作用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大，虽然我们无法独自实现广泛的系统性变革，但我们可以指明方向，为阻止进一步恶化做出很大努力。毕竟，我们对造成今天的局面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必须从当前为保持和增加利润而不懈地增加文章产出的做法中走出来。这对科学和研究人员都不利。

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必须从当前为保持和增加利润而不懈地增加文章产出的做法中走出来。这对科学和研究人员都不利。文章作为科学生产力货币的地位并非完全由我们造成，但我们可以停止火上浇油。它增加了科学家和同行评审制度的压力，并导致低质量和掠夺性期刊的激增。我认为，目前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型出版商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但对于小型出版商，尤其是学会来说，向OA的转变更具挑战性。然而，可以说几乎只专注于APC模式的做法使这一转变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有越来越多更合适的替代方案（Tasha Mellins-Cohen在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分类），同时至少有一些学会有机会建立新的收入来源（比如以新的方式对现有内容进行货币化）。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考虑未来更大的变革。人工智能将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的方式，因此我们应该期待研究的阅读和共享方式也会发生类似的转变。几十年前形成的基于印刷品的旧模式将难以为继。研究生命周期的变化将加速对更灵活系统的需求，这种系统侧重于一系列更广泛的研究成果，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适当的共享和评估。我认为，以单位价格计费甚至都不是支持这一未来情况的可行方案。

我知道许多同事和我一样，多年来也有许多挫折感。然而，学术出版领域真正的创新率仍然很低。过渡/转换协议本应如此，然而（正如Jisc报告所承认的），大多数出版商几乎没有阐明“转换后”世界的模样。是时候明确阐明我们将如何满足未来的需求，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