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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 Johnson & Vanessa Proudman；      译者：贺琳；    校译：宁莎莎

来源：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0/02/26/guest-post-an-open-agenda-european -funder-approaches-to-open-science/

研究资助机构是研究和创新的命脉所在。它们地位独特，能够影响并从根本上改变出版实践，进而将研究的影响最大化。然而，根据一些科学协会和期刊出版商对一项美国行政命令（该命令扩展了关于公众获取联邦资助研究和开放数据的现有政策的要求）的传闻的回应，旨在扩展公共获取联邦资助研究和开放数据的现有政策的要求，公共机构对学术交流系统的积极介入并非没有争议。尽管一些利益相关群体认为此类举措事政府机构对私有交易市场（private marketplace）的无端干预，也有许多人主张进行此类政策变更，他们指出“只有在融资机构带头进行变革的情况下，学术出版格局才能发生有意义地改变”。

出版界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研究资助领域的“大人物”。由于能够给予可观的预算，譬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Health，NIH）、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欧盟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以及像维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这样的大型私人基金会的出版政策不可避免地备受关注。然而重要的是超越一般审视的眼光，充分地去理解研究政策变化图景的方向。在许多国家，单一的政府研究资助能够对研究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然而即使是最微型的慈善信托机构也可以自由地为其被资助者设定接受条件。在学术界，就像社会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出钱的人决定钱怎么花。

概况探索

作为一股长期在欧洲倡导不受限制地获取研究资料和数据的力量，SPARC Europe对资助者在推动开放科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与“科学欧洲”（Science Europe，代表在欧洲进行资助或开展研究的主要公共组织）、欧洲基金会中心（European Foundation Centre，EFC）和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联合协会ALLEA（All European Academies）进行协商之后，SPARC Europe在2019年发起了一项当前与开放科学有关的资助政策调查，探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奖励和激励他们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开放实践。

这项调查主要发送给了400个“科学欧洲”、ALLEA和EFC的成员，得到了60多位来自29个国家的欧洲资助者的回复。这些人包括重要的国家资助机构（得到了几乎一半的回复），泛欧资助机构（欧洲研究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国家和地区的学院、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以及研究慈善机构。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并不代表这些资助机构规模的差异。调查问题探讨了资助者对研究出版物和数据的开放存取（OA）政策、资金是否可用于传播研究成果、资助申请和研究成果的评估标准、监管和成果验收的安排以及计划的政策调整，包括他们对“S计划”（Plan S）的立场。

调查参与者是自我选择的，因此这些回答可能偏向那些倾向于开放科学的资助者。调查的目标在于对欧洲学术界发展变化的方向提出一些见解，在此，开放存取被定义为：“免费在线提供研究论文、专著或其他出版内容，并允许在有限或无限制的情况下重复使用。”因此，调查的结果可能无法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获取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欧洲的同类政策规范。

单向旅程？

调查的结果和相关数据证实了一些关于欧洲开放科学政策现状的既有观点。总体的发展方向非常有利于进一步的开放，但是国家和国际资助机构远远比国家学会或慈善基金会更有可能制定开放存取政策。与此同时，北欧与西欧的资助者对受资助者的期望往往比南欧和东欧更严格。研究数据相关的政策比起研究出版物的开放存取落后一些，61%的调查样本包含了OA政策，但是69%的调查样本没有数据相关政策。

然而，其他的调查结果则多少令人意外。虽然大多数资助者要么已经制定了OA政策或者打算制定，我们的调查表明许多资助者目前对于开放实践仅仅做出了最低限度的正式的政策承诺，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我们的四位受访者明确表示，OA并不是他们机构的优先事项——尽管在非受访者中这类资助者的比例可能要高得多——剩下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只是缺乏制定或实施并监督一项政策的资源。

政策要与实践相匹配

有趣的是，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暴露出资助者对受赠人的期望与其自身的开放实践之间的鸿沟。关于开放科学在授予资助的评估过程中如何起作用，尽管一些资助者提供了广泛的评估标准，大多数仍然很大程度上采取传统的方式，其中近20个受访者仍在使用像期刊影响因子这样的指标。这表明，对更大范围的变革的渴望确实存在，27个资助者表示他们已经签署了或表达了对《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的公开支持。然而，只有7个资助者表示他们使用了有关开放科学的资助评估标准。在调查进行的时候，意大利的圣保罗银行基金会（Compagnia di San Paolo）、比利时法语区基础研究基金会（Fonds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NRS）和英国的维康信托基金会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他们表示，除了商定的例外情况，在评估资助申请者的过往研究成果时，他们只会参考符合要求的OA出版物。其他4个资助者表示会参考所有的成果，但对符合要求的OA出版物赋予额外的权重。目前，这些机构仍然属于特例而非普遍的标准，但似乎其他资助者在未来几年将会跟随他们的领导。令人惊讶的是，14名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的评估标注。

图1 资助者对公共使用作为研究指标的支持情况（n=59）

此外，一些制定了开放存取政策的受访者并没有采取在具体实践中支持并实施这些政策的措施，譬如“抵消”交易（offsetting deals）、提供出版平台或期刊以及投资开放存取或开放科学服务或基础设施。虽然近90%（33/37）的机构的OA政策会给予出版费用的支持，但只有3个组织——奥地利科学基金会（Austrian Science Fund）、英国帕金森基金会（Parkinson）和德国汉堡科学与人文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表示超过75%的研究成果受益于这一政策支持。

关于资助为了出版物和研究数据而搭设的学术交流基础设施，欧洲的一部分投资者正在对一般的研究基础设施和推动学术交流系统创新的项目进行大量投资。然而，已经成熟和已经成为基础设施或服务的项目却缺少投资。只有少数受访者积极地提供了财政支持，但是对于制定标准和准则做出了重要的实物上的承诺。至2019年春季，奥地利科学基金会最大范围地对基础设施进行了财政投资，瑞士艺术与科学院（Swiss Academies of Arts and Sciences）和葡萄牙科学技术基金会（Fundaço para a Ci encia e a Tecnologia，FCT）则为OA提供了最广泛的实物支持。关于OA出版物的基础设施资助的例子包括无需论文处理费（APC-free）或有资助的开放存取平台和OA期刊（如OLH和SciPost），OA仓储（如EuropePMC和arXiv），核心OA服务（如SHERPA和DOAJ），或OA图书和专著的平台和服务（如OAPEN，Knowledge Unlatched和OpenEdition）。  

图2 制定了OA政策的资助者为开放存取的倡议提供的支持（实物或资金）（n=37）    

就研究数据（research data，RD）而言，拥有RD政策文件的资助者则很少支持：研究数据标准和原则（如FAIR Data）的发展和宣传，数据保存服务，数据存储服务，研究数据管理指南（如UKDS指南），研究数据登记（如re3data），研究数据仓储或预备的数据管理计划。跟针对出版物的OA一样，资助者对于标准或指南的制定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实物的资助来实现的。至2019年春季，对研究数据基础设施或服务进行了最大范围资金资助的是瑞典研究理事会（Swedish Research Council）和瑞士艺术与科学院。对RD基础设施和或服务进行更广泛的实物支持的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Royal Irish Academy）和奥地利科学院（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图3 制定了RD政策的资助者为研究数据的倡议提供的支持（实物或资金）（n=19）

未来将如何？

调查数据表明欧洲的政策环境正在不断地变化，并且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已有开放存取政策的37个资助机构中，大多数在过去3年内发布或修订了这些政策，并且超过一半的机构预计在未来一年再次修订它们。虽然许多资助者已经建立了一些机制来监管这些OA政策的遵守情况，但其他资助者表示他们缺少时间、资源、基础设施或工具来有效地实现监管。

图4 阻碍资助者对他们的开放科学政策进行监管的因素（n=25）

当被问及下一次政策修订时资助者将侧重什么问题，受访者强调了加强监管和遵守安排的重要性，并审订禁令的时限、混合型期刊的资质、许可证的具体规定以及APC支出上限/限制的作用。研究数据政策也在不断地变化，其中大多数将在未来3年内进行修订。未来对研究数据政策的修订可能会强调遵循FAIR原则，提供更大程度上的指导与支持，并认可欧共体使数据“尽可能地开放，并在必要时封闭（as open as possible, as closed as necessary）”的路径。

受访的欧洲资助者也被问及其机构对“S计划”的立场。至2019年春季（在最新版“S计划”指南和要求发布之前），61家机构中已有12家签署了“S计划”，其中3家正在根据“S计划”调整他们的政策；只有6家机构不了解“S计划”，同时只有2家机构表示他们不支持。其余38家机构中，大多数在调查时（2019年春季）尚未有明确立场，不过在那以后，他们的立场很可能已经改变。另一些机构表达了对“S计划”总体目标的广泛支持，并大体上支持开放存取，但对一些具体内容持保留意见。

图5 欧洲资助者对“S计划”的立场

毫无疑问，我们的受访者中有“S计划”的坚定拥趸者，尤其诸如现有的签署方如奥地利科学基金会，他们这样评论：“在由600多个机构签署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的15年后，100%实现开放存取的目标仍然遥遥无期。‘S计划’重新激起了针对在可预期的时间范围之内实现开放存取的争论。”对附带的开放评论文本进行分析发现阻碍其他资助者采纳“S计划”的原因不止一个。受访者们分别提到了时间线、成本、对绿色OA的过时认知、对国家研究竞争力的影响以及缺乏更大范围的商讨，尽管其中任何一项因素均未被3个以上资助者同时提及。一些受访者指出了“S计划”的影响的不确定性或与现行国家政策的矛盾，但表示愿意尽可能地调整政策。另一位资助者表明他们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接受“S计划”的原则：“对于我国的研究环境和出版传统而言，‘S计划’太过激进。”

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cOAlition S（“S计划”的前称）可能会吸引更多欧洲资助者签署，并将在远超过现有签署机构数量的资助界范围内产生振奋人心的作用。尽管如此，许多欧洲资助者更想成为“快速追随者”而非“快速行动者”，这让cOAlition S的成员承担了激进变革带来的风险。在过去的几个月内，cOAlition S成员的增长处于积极向好的态势，并且它现在拥有来自欧洲、北美、非洲和中东的24个成员，但是还需要更多的支持来扩大其潜在的影响。

行动起来

资助者正在拥抱开放科学，并以正确的方式号召更多的作者、机构和出版商加入到推动开放科学的队伍中。无论各资助机构对“S计划”的态度如何，我们的发现都阐明了2点明确的需求：

l  弥补更多政策上的不足；

l  完善现有政策，以更好地协调政策与实践二者以及国别间的差异。

然而，资助者为确保其做法与其政策愿景相匹配还可以做得更多。这是说投资开放学术交流的基础设施，仔细审查出版花费，在评估过程中采取更多开放的标准，成为旨在促进公共使用作为指标的倡议（如DORA，莱顿宣言[Leiden Manifesto]和TOP指导方针）的积极签署者和倡导者。最后，90%的受访者认为将开放存取作为默认选择对研究而言是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激励更多的资助者制定开放科学的政策并在未来几年中推动开放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