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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书桌:抗战时期与和平年代(对“韩春雨事件”的几点看法)
永幸,于诗外斋,2017年8月4日
1.从“学术大环境”来看:目前亟待改善的学术大环境,学术与政绩、学术与非学术的畸形关系“伤害”了韩春雨;长远来看,更“伤害”了整个学术界,应该引起每一位有良知学者的关注;
2.从“小气候”来看:该事件将学术研究者的急功近利,尤其是当权者、所谓的领导、学术外行……的急不可待、推波助澜更是对韩春雨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反面作用,丧失了“独立、自由”的学术走得不远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大环境”与“小气候”,想起了一句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同样,良好的学术氛围需要每一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努力,反之,恶化的学术环境可能会伤害到学术共同体内的任何一位成员;
3.该事件的科学史意义:个人认为,“韩春雨事件”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具有重大警示、借鉴和启示意义,该事件的后续调查、深刻反思必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积极、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理性的“质疑、批判、讨论”对学术界来说至关重要,更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4.从“两种文化”来看:首先说明,此“两种文化”是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而非“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韩春雨事件”发展到今天,说明当前学术界的“科学文化”水平仍须亟待提高——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所谓领导科研的,看客的“科学素养”也需加强,而学术界的“人文文化”更是薄弱——这一点对搞自然科学的、对韩老师本人可能会更加重要;从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至今,将近60年了,二者还似渐行渐远……这种状况无论对“科学”还是“人文”都会有极大地伤害,所以弥合“科学”和“人文”之间渐宽的鸿沟显得愈来愈迫切和重要——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任何一个层面都是这样;
抗战时期,清华老校长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高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炮火连天、朝不保夕的苦难岁月,一张书桌不但安放下了,而且还相当稳固——民国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令当今的学术界汗颜,学术成果、人才培养也令国人自豪……
和平年代,我想套用蒋校长的那句话,“为何大学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是战争年代轻易就能致人死伤的枪炮之威力太小?还是和平时期潜移默化腐蚀人心的糖衣炮弹、诸多诱惑更大?
……
科学研究允许出错,学术探索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是在不断的错误中一步步前进的;
追求成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但此道路是由一个个的失败铺就的;
但愿,韩春雨老师的“不可重复”的科研成果是由于科学自身的允许出错造成的,而非人为的影响,甚至是刻意造假……
中国的大学、学术界,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请拿出我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最后,以华裔诺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科学观点与学术界的同仁共勉:科学的进展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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