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寿康 吴永年: 主忠信，过则勿惮改——记南京大学德语教授张威廉

本文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教研室讲师和副教授.

郑寿康 & 吴永年.(1985).主忠信,过则勿惮改——记南京大学德语教授张威廉. 中国翻译(01),36-39.

号称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城，炎夏气温常在摄氏35度以上。今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更早，刚进入夏至，就已烈日当空,酷似盛夏.身居室内，也总是汗流淡背。正当其时，我们走进北京里六号大院，但见年愈八旬的张威廉先生正在埋首书案，斟字酌句，挥汗译诗。户外暑气薰人，室内写作不辍，我们不禁为他的“活到老、干到老”，“与时间作竞赛”的精神深受感动。忝为先生的学生，平日有幸聆受教诲，获益匪浅，但更使我们感受教益的是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以及他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环顾全国德语界前辈，年愈古稀的学者不乏其人，但年届八十三高龄仍在译苑和教学战线上奋战者则为数不多，近年来尚在译苑耕耘和撰文著书者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先生原名传普，祖籍浙江吴兴，1902年出生于文人荟萃的苏州城，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1914年进入当时德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同济医工学校德语科学习，它就是今日同济大学的前身。德语科犹当时的四年制中学，全由德国人任教，使用德语原版教材，这样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为先生奠定了坚实的德语基础。

先生在同济攻读了四年，德语科毕业后原拟进入工科学建筑，却因北洋军阀政府受英国胁迫，遣送德侨归国，遂辍学。当时遣送德侨由内务部办理，需要懂德语的工作工作人员，先生经人介绍到北京该部当了译员。1919年，凡尔赛和约订立，北京大学成立德国文学系，蔡元培校长从德国聘请教授欧尔克博士来系主讲。

先生考入该系深造，从事德国文学的研究。从此便与德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校期间即已翻译出版了德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施笃谟的作品《灵魂》。1923年毕业后，先生进入德国人在北京设立的西门子电机厂驻北京技术办公室当译员，后又调往驻天津的技术办公室，工作了近十年，奠定了他的科技翻译基础。但先生仍不忘德国文学之研究，先后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德国文学史大纲》（1933年，中华书局）、《歌德名诗选》（1943年，现代书局）等。1933年，国民党前陆军大学由北京迁南京，校长杨杰（爱国民主人士，后被蒋介石暗杀于香港）聘请先生去校任德语教师,抗战事起，又随校去重庆。其时，前中央大学亦已迁往重庆。1943年，先生被聘兼任中大外文系副教授，聘书上写的是张威廉，从此即沿用此名。抗战胜利后，先生随中央大学复员返回南京。全国解放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外文系成立了德语教研室，先生于此执教至今。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生努力从事德语教学工作,为祖国培养德语人材，并在教学与编写教材之余，继续从事德国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工作。冬去春来，历经三十五个寒暑，先生编写的除各年级教材外，还有《德语修辞学》、《德语词汇学》等，译著有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1955/1981年，译文出版社）、《唐•卡洛斯》（1981年，译文出版社）以及海涅《论浪漫派》的节译本（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随着我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益频繁的友好往来，先生更重视翻译民主德国当代进步作家的作品，其重点放在介绍德国工人作家，先后翻译出版了维利•布莱特尔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1954—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及其中篇小说《五十天》等（均收入《布莱特尔小说选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翻译了安娜•西格斯的《第一步》，与人合译了她的《第七个十字架》，还译了维利・迈克的青年读物《芬兰白桦的秘密》、豪夫的童话《仙鹤国王人》、《小木克》、《铁儿的故事》以及《格林童话》等1并不断发表研究席勒、海涅、克莱斯特及布莱特尔的论文，如《席勒'威廉•退尔’的现实主义成就》、《克莱斯特散文的风格特征》、《维利•布莱特尔作品的风格特征和社会意义》（后者巳译成德文，陈列在布莱特尔纪念馆）.《从'论浪漫派'看海涅的进步文学理论》、《席勒对中国的认识》、《纪念德国诗人席勒》等。不久前，为纪念席勒诞生225周年，先生又翻译了席勒改写的以中国故事作题材的戏剧《杜兰朵》。最近正在编译德中对照的«德国名诗歌百首选译》。在我国德语界，先生堪称为多产的翻译家，据粗略统计，他的译作当在150万字以上，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民主德国“三部曲”的作者布莱特尔曾两度邀先生访德，都因课繁未克成行，只邮赠译作“三部曲”精装本一套，作者回信说这是他最喜欢亦最引为自豪的寿礼，也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布莱特尔曾于1955年来华访问，与先生得以在南京相晤，一见如故，以后书信往返不断，直到作者于1964年去世。可惜这些书信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已散失，幸存的三封，在先生1981年去柏林时已面交布莱特尔夫人，现陈列在作者的纪念馆里，它既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也是译者与作者交往的佳话。

先生的德语造诣颇深，不仅在翻译方面已为世人所公认，而且在语言教学上也成绩卓著。他除编写上述各种教材外，还从事德国语言及语法的研究，撰写研究文章，近年来在国内刊物上曾发表过《现代德语的特征和发展趋向》、《德语语气小品词》等论文，并著有《德语分词与德语被动态》和《德语自学读本》，还亲自审阅修改他的后辈们编写的各种教材与专著，主编《德语语法词典》。正由于先生在德语文学和语言上的成就，现被推选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作家协会理事。他还是教育部聘任的文科外语教材编审委员和理工科公共外语德语教材编审委员，他案头经常同时放着两、三本待审的书稿，七十年代末以来,先后经他审稿出版的各种德语词典、教科书和专著已在350万字以上。

不久前，先生曾给人写过下面的题词：“主忠信，过则勿惮改”。这是他借用的孔子的一句话，意思是为人要忠实可信，有过失则应改正。这句话不仅反映了先生的为人，也恰当地表明了他对翻译的态度与基本观点。

五、六十年代，先生曾在南大担任中、德互译的教学，七十年代常应邀到上海、杭州、广州、西安、重庆等地去讲学。他主张文学翻译应注重原作的思想性与教育意义，应提高译者的责任感，忠于原著，反复修改。这既是他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在长期翻译实践中严格遵循的原则。先生告诉我们，指导他毕生工作的基本宗旨是“沟通中德两国文化，增进中德人民友好”，因此他十分重视翻译的选题。综观他的种种译著，主要集中在席勒和布莱特尔两人身上，前者为德国十八世纪具有强烈反封建精神的著名古典作家，他的剧本《阴谋与爱情》和《强盗，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后者是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工人作家。

先生在翻译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忠实于原著的作风，正是他“主忠信”的体现。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个要求，认为译文最要紧的是忠实于原文，又能通顺达意。他为此主张首要的是提高译者的思想认识水平，他说：“一个翻译工作者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对作者、对读者负责，要抱着一丝不苟的精神来完成所承担的翻译任务。如果能够这样做，必然能减少译文中不少错误缺点，这就提高了翻译的质量。''他告诫年轻同志要多学习，要透彻理解原著，要反复思索，勤查词典，不得含糊其辞，要虚心求教，向师友同事求教，不得巳时还要请教作者本人，更要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先生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常对译文反复推敲，多方求教，一改再改，可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直到自己认为完全有把握时才把译稿交出去。这里不妨举上几个他求教于原作者的例子。五十年代中期，先生翻译《芬兰白桦的秘密》一书，译后感到对书中人物所走的路线不够明了，不能在想象中构成一个现场的清楚图象。他想到译者尚且如此，怎能让读者对所描写的情景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呢？他便写信给原作者，恳请他对现场的房屋、道路及人物所走路线画一个草图，后来还请出版社把这草图绘制后附在卷首，方便了读者。有一次，他遇到Bartstreifen-Tasse一词，直译应为“保护胡须条纹杯”，如果译为“护须杯”也可以应付过去，但它究竟是什么杯子呢？为对读者负责，他还是函询了作者。原来当时德国盛行蓄大胡子，饮时胡须会浸入饮料中去，故有一种特制的杯子，上部只在两边各留一个口，中间有一条连接杯身的瓷条，用以挡住胡须，作者也为此画了杯子的图形。先生即据此定名为“挡须杯”。还有一次，先生碰上了Spuelstein一词，直译是“漱石”，词典上查不到其词义，连当时在南大工作的德国女作家朱白兰也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又不得不函询作者，原来它是Waschbecken（洗涤盆）的汉堡俗语。鉴于先生的函询，作者于该书重版时把这词改掉了，大概是因为这词正如鲁迅所说“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缘故吧。

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翻译实践，在“主忠信”上狠下功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撰文专谈提高翻译质量的问题，先生认为译者的业务水平只起一半作用，另一半对质量有影响的是译者的认识问题，即是否认真负责。根据他的体会，后者可以弥补前者即业务水平的不足，他对此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要虚心。一个人的知识学问是有限的，在原文里可能接触到的事物却是无穷尽的。对自己不理解的词句、概念和事物，要虚心求教，向词典求教，’向一切有专长的人求教，包括“生乎我后”的学生在内，决不能自以为是，敷衍从事。

第二要多思。翻译者对多义词要特别注意。他曾把所发现的多义词误译举例说明，如德语的“地板”和“过道”都是Diele,但在das Knarren von Dielen的搭配中，可以断定指的是“地板”，因为用的是复数，如果是“过道”应说是in der Diele了。另一个是“深”和“低”在德语里同是tief,为了避免空袭，一条铁路支线的起点设在森林的“深处”还是“低洼处”呢？只要多考虑一下，当然应该是“深处”。先生又认为翻译文艺作品，译者要从三个方面设身处地多想想：1.从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意图来设想，2.从书中人物的身分、态度和处境来设想，3.站在读者的地位来设想。有一次，先生在校阅一本十八世纪的作品时，一处译文中有个大臣对国王说：“我对伯爵之死是无所谓的"，先生联系这个大臣当时的态度及处境，想到他不可能会说这样的话。经查对原文，发现原来他说的是“我对伯爵之死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译者忽略了原文中的双重否定，信手译来，以致出了严重错误。

第三要多研究翻译技巧与方法。先生特别谈了对直译与意译的看法，认为这也是涉及忠实于原文内容的问题。据先生看来，直译与意译不能各走极端，而要互相接近与结合。直译而能通顺达意，意译而又不增损原意，就是可以令人满意的翻译。因此他赞成一个德国“古老的翻译规律”的说法：“可能时尽量逐词，必要时尽管自由。”处理好直译与意译的关系，就要正确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讲究规范通顺的汉语。譬如原文为“孩子开始哭”(Das Kind fing an zu weinen),不妨译为“孩子哭起来”，原文“他点起了一支新的雪茄烟(Er zuendete eine neue Zigarrean),不妨译为“他又点起了一支雪茄烟”,原文“我好久没有让人从我这里听到什么事情"(Lange habe ich nichts von mir hoeren lassen)不妨译为 “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从形式上看，译文与原文似乎变动很大，但却正是作者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也符合规范通顺的汉语，读来明白易懂。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译者可以有很大的任意性，而是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才能作如此处理，犹如“推”与“敲”是两个不同的动作，作者可以任意选用，译者却只能按作者的用词来译，他用的是“推”字，你即使感到“敲”更有声有色，也不能自作主张地改，只能在“推”与“推”的近义词中去寻找最恰恰切表达原文的词。

    先生常说，他虽知道这些要义，小心谨慎、力求不出错误或少出错误，但并不能完全做到，一本书出版后，总会发现不可原谅的错误，感到面红汗出，希望能再版时早日改正。所以他说译作交出前必须校之再校，读之再读，要能做到在它发表之后，乐于自己拿来一再欣赏它，而不是怕见到它，或是见了它就感到内疚。

    先生毕生从事的事业，可谓硕果累累。照常理说，年事已高，关心者都劝先生该安逸地坐享晚年了。先生却不这么想，更没有这么做。打倒“四人帮”后，他更是精神焕发，译著不辍，身届八十高龄，还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身份，风尘仆仆地访问了民主德国。他不仅奔波于文学研究与教材审稿会议之间，近年又连续招收硕士研究生，开设研究《浮士德》的专题课程，从事语言学研究，为培养德语人才竭尽心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啊！在结束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先生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愿他为翻译介绍德语文学和教学事业作出更大成就，为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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