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包天笑《缀玉轩杂缀》

   我到（梅）兰芳家里去游玩的时候，也常常为他们一班朋友邀着同去吃小馆子。有时是冯幼伟请客的，有时是李释堪做东的，有时是来了一位不常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我已不能列举了），一时拉拉扯扯便同去了。北京的小馆子是不计其数，什么“致美斋”、“百景楼”等等，我在以前已搞不清楚，不用说是现在了。但我记得那时北京的广东馆子很少，远不及上海的多，只有一家唤作“广成居”的广东小馆子，凡是冯六爷请客，我们倒是常去的。这地方只有一间平屋，摆了四五张方桌子，已经“实不能容”了，圆台面也休想，可是生意却是上海人打话，  “好得邪邪气气。”在里面挤得人家屁股碰屁股，但那班吃客终不肯退出去。

　  我问他们：  “既然如此生意好，为什么不扩充起来？北京房屋又不贵，再加以刷新一下，即使不能成为一个大馆子，至少也能成为一个中等馆子。”冯幼伟道：“他们开小馆子的有个迷信，不能迁居，不能更换新装修。说起来也很有些道理，一家小饮食店，要它兴旺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要有几样拿手好菜，第一要使吃客走熟，时常光顾。忽然的迁居了，可是吃客是不迁居呢，失去原来的主顾却是失策的。还有，中国人是一向有传统思想，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地方，商人们常以百年老店夸，连门前挂的招牌已经破烂不堪，他们也不肯更换，以为这块老招牌是不能废弃的。你们写文章，说什么'发思古之幽情’的话，在北京的商人们也正在大发思古幽情呢！”他说得合座皆笑。

　  每次吃小馆子，当然有兰芳在座，不过兰芳的吃东西我觉得小有麻烦。那便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是北方的白酒不吃，连南方的黄酒也不吃，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破坏了他的嗓子。虽则兰芳自己也很为谨慎，但这几位先生好像有意无意地监护他似的，颇觉可笑。在广成居吃饭时，却有一物，有人不喜吃的，兰芳却喜欢吃，这是苦瓜，苦瓜是出在广东的吗？我久闻其名，未曾尝过，在上海时，连虹口的三角地小菜场（广东人在上海多数住居虹口），也没苦瓜卖，这里的广成居却有，真是物稀为贵了。兰芳请我试尝之，入口虽觉得苦，而收口津津回甘，方知此是正味。到香港来，始知苦瓜乃是家常菜蔬，在筵席闻，上不得杯盘，因知苦口还不谐于人呢！

　  我们吃了许多小馆子，却没有吃过西餐。北京的西菜馆当时也已有的了，在南城外一带有数家，实在不大高明。否则就是要东交民巷（按：东交民巷在明朝时代始原名“东江米巷”，因江南运输人北京的米，称之为“江米”，东西两巷都是米集，此亦曾见蒲留仙的《醒世姻缘》）使馆区域的六国饭店等处了。好在北京人也不喜欢吃西餐，有那些多姿多彩的中国菜，还吃那些一成不变的外国菜做什么呢？除非是到天津去，天津租界多，运输便，当然比北京为强。说起西餐也有小吃部，天津的“起士林”  （亦有译作“凯司令”的），是德国人所开设的一家小餐馆，在当时真名噪遐迩。在当初只是制糖果的，后来却饷人以西餐了。

　  谈起那家德国小餐馆“起士林”，我又有一段插话了。

　  还是在前清时代，有一对德国中年夫妇跑到天津来开了一家小糖果店。所有糖果都是他们夫妇自制的，很为精美。只租了一间屋子，也没有伙计，一切由他们夫妇自理。后来他们又添设了一个小吃部，只有六七个座位。谁知生意大佳，又扩充一间餐室，女主人当炉，男主人则奔走为侍者，并且添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也是德国人。“起士林”的名声传到上海，我们行经天津的必定去吃它一餐，精美而丰富，价亦不贵。他们对于中国人非常客气，且亦能说中国话呢。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士林的主人奉本国征召要回国从军，因为他是军籍上有名的，于是他回到自己祖国，奉令出征去了。但是起士林还是开在天津，因为那时生意甚发达，弃之可惜，因此就由老板娘和那位助手支持经营。这位助手是一个孑然无家室的人，且也颇忠实于他的职业。三年以后，一个凶信来了，老板战死了。一年以后，那个老板娘和那个助手在天津一个小教堂结婚了。半年以后，老板施施然回到天津来了，原来说他战死阵亡的消息并不确实，于是弄得很僵。助手道：  “我们不知老板并未战死，误会了，我应当走开。”老板道：  “这也不是你的过失，你们已经正式结婚，我应当走开。”老板娘道：  “你们两人都不差，都是我的过失，我应当走开。”结果，三个人均未走开，仍旧同心协办经营这个小餐馆。在中国世俗之见的人，觉得有点儿不合于伦理，可是一班明达之士却是原谅他们、赞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