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日前，同济大学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被教育部撤销。这引发了同济文科学者们广泛而深入地思考同济文科的未来。李占才教授建议学校利用“失法”事件开展一次全校范围的文科发展问题大讨论，以凝聚共识，真正吸取教训，变坏事为好事。本文系笔者响应李老师的号召，在2014年的一份内部咨询报告（裴校长“五问”系2014年寒假务虚会前夕提出）基础上修订而成，仅供文科同仁们批判、讨论、参考。本文不代表任何领导和组织的意见。请前辈学者们宽容晚辈的大放厥词。

1．同济作为理工传统的985大学，与文科擅长的和真正综合性的985/211大学相比，或者与卓越同盟九校其他学校相比我们发展文科的战略和原则究竟有何相同与不同？

   对北大、复旦等文理传统较强的综合性而言，文科发展一方面是维持自身的传统优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开展通识教育的核心支柱。因此，在文史哲经济政治社会马克思主义等人文社科主干学科上加强布局，尽可能在所有二级学科上做到位居国内前列，进而支撑主体的一级学科在全国始终保持领先的位置，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同时，在教育、法律、政府管理、新闻传播、艺术设计等应用性学科上加强布局，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性专业人才。在国家逐步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后，逐步收缩这些学科在科学学位上的招生名额，同时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数量。

   对于传统的理工科大学而言，发展文科具有双重意义。（一）为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提供必要的支撑，发展高水平文科是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必经之路；（二）为通才教育（通识教育）导向的人才培养改革提供师资和课程。清华、交大的文科发展立足国际化，侧重于引进国内外顶尖人才，走的是精品化路线，文科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态势。对于多数E9大学而言，文科教师还只是提供人文社科板块的课程，在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完成向研究型大学教师的转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师资队伍结构本身存在的不足；但同时也与既有的利益格局下，文科发展受到挤压，缺乏学科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生态有关。

   同济大学的目标是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文科发展要和这一目标相契合。如何进一步阐述和演绎这个目标，并具体落实至关重要。同济大学发展文科仍然必须立足已有的学科优势，凸显同济大学的办学特色，以土木（Civil Engineering）、建筑、交通、城市规划等学科为基础，以人类文明工程（CivilizationEngineering）为切入点，聚焦人类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以人类文明工程的宏大议题设置来统领各个学科的发展。人类文明已经走向了城市文明的新时代，2012年开始世界上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城市落脚，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2050年将进一步达到70%），与之伴随的则是信息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同济大学应当在人类文明工程的大框架下，围绕智慧城市、智能城镇化、智能建筑、智能交通、互联网金融、大都市区治理、城市能源利用、城市居住环境、城市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等关键领域调整学科和院系布局，构建良好的学科生态环境，建立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新模式。其核心是就是大力发展与之密切相关的高水平学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学、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于这些学科，学校要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优先和重点支持。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学、理论经济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和体育学等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但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科，则采取适当扶持和培育的政策，给予基本业务费保障，同时鼓励这些学科积极拓展社会资源，力争在日益加剧的学科竞争中突破重围。对于在3-5年内获得良好发展势头的学科，同样可以在未来列入文科发展的重中之重。

 2．同济文科建设在可持续为导向大学目标中与传统文科建设的做法应该有什么新的要求与举措？文科能否利用协同创新的机遇把几个现有不错的做好做大做强？

   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五重含义。一是大学的目标和功能要聚焦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要聚焦未来全球人类的主要聚居区——城市，文理工医各学科要密切配合；二是围绕联合国倡议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新模式，拓展综合课程框架，培养世界公民；三是大学的科学研究范式要实现转变，要面向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紧密围绕可以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关键制度，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四是围绕节能减排和回归自然，走智慧校园和低碳校园的发展道路，塑造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大学校园文化，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环境的治理；五是在大力引进大师级、重量级学者的同时，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现有师资力量，在提高师资标准的同时，给予教师更多的包容性和支持性政策，引导教师在学校的支持下用3-5年时间逐步成长为具有学术竞争力的学者。

   学校现有国家级智能型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偏理工领域的协同创新活动。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已经与复旦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签订了共建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协议，目标是建成以服务长三角地区智能城镇化发展为核心，建成辐射区域、特色鲜明的协同创新平台。类似这样的协同创新平台，就可以有效整合同济大学现有的力量，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的智慧城市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的智能城镇化建设。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带动人才培养，带动科学研究，在提供智慧城市和智能城镇化解决方案的同时，努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最大的公共数据集成中心，支撑各个相关学科基于移动互联开展各种创新研究和产学研活动。围绕智慧城市和智能城镇化领域，城市文学、城市历史、都市区经济、城市政治、市政管理、城市社会学、城乡公共教育服务、城乡公共卫生服务等领域都可以在协同创新模式下获得全新的发展机遇。

3．5-2-2-1的总体框架（注：工科、文科、理科和医科一级学科数量之比）和比例是否合适？如合适应该反映在哪几个地方? 如果不合适究竟按什么标准？怎么调整？或什么时间进度调整才是合适的？

5:2:2:1框架是在同济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到了关键阶段，综合改革步入深水区，但是却面临资源约束的前提下，按照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分布现状，结合各学科实力状况作出的初步判断。这个比例在学校层面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例如，仅仅计算一级学科数量之比，并不能准确反映学校资源的投入；仅仅看各个一级学科的人数之比也不能客观反映资源的基本配置情况。2014年，同济大学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当中，工科教授占全体教授比为62%，工科博士生人数占全体博士生比重为68.5%，仍然处于一家独大的状况。理科、医科规模过小；文科规模已经有所发展，但质量亟待提升。

回顾历史，发展文科对于MIT成长为一所世界顶尖大学至关重要。1947年，MIT委托教育调查委员会对学校的教育状况进行了评估，于1949年发布了著名的“刘易斯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在科学家、工程师及建筑师的教育中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无可争议。MIT的任务是使学生准备好承担社会责任，并拥有丰富而完整的人生。尽管这些目标或许非常重要，但现在技术与社会问题已成为交织在一起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人文与社会科学已成为一个人职业教育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这种充分的文化教育背景，技术专家将不再能够胜任其所在领域的领导工作。”报告提供的战略是：“没有人能够精确地描述随后可能遇到的挑战。我们认为第一步是为学者提供大量在该领域承担创造性工作的机会，使其具有与学院其他领域相同的高专业水平。通过鼓励充分发展该领域以使其获得重要的独立性发展权利，而不是主要作为其他专业的服务性辅助措施，我们相信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质量能够得到实质性提升。”并强烈建议学校成立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此后上任的基利安校长（James Rhyne Killian，1948-1959年任MIT校长）上任后，也提出：“委员会所推荐建立这所学院，并不意味着MIT打算现在或未来成为一所具有广泛人文性质的学校，我们仍应保持像过去那样的限定性目标，将学院集中在科学、工程、建筑及管理几个方面。”此后，MIT推动了人文教育规划，并持续对教学计划进行了系列改革，到1954年，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占据了50%的比例。与此同时，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在秉持高品质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师资队伍，许多著名的学者加入其中，如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哲学教授史密斯等等。多位教师逐渐在各种专业团体担任重要职务，如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长、美国天主教历史学家协会会长、计量经济学会主席、新英格兰现代语言学会副总裁等等。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薪酬福利也在3年时间里增长了30-40%。这一战略对MIT的转型升级和脱胎换骨至关重要。

   对于同济大学而言，在过去的20年里，增设了不少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院系，文科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学校也逐步从多科走向了综合。但是，从下表可以发现，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师人数增长主要出现在1993-1994年，1996-1997年以及1999-2000年，这三个年份都出现了超出常规的增长，增幅分别达到212%（176人）、61.6%（157人）和54.3%（287人），其他时间段则基本维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其中1996（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和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和2000年（与上海铁道大学合并）两次文科教师的超常增长都并非由于学校的内生增长，这种超出常规的方式，很难控制师资队伍的质量，加上人员整合和磨合需要过程，导致了同济大学文科的发展势头不如清华、交大和浙大等兄弟高校。

4．文科各学科现有的人才队伍与其他985学校相比情况如何？具体目标如何？瓶颈在什么地方？如何在2017年前按时间节点改进？能否做到？

   文科的人才队伍与北大、复旦、南大等传统文理综合大学相比不具备可比性。根据2012年（经初步估算，最新数据在量上有所增长，但在结构上变化不大）的数据，与清华、交大和东南等高校的文科相比，同济文科师资有四个特点：（1）师资规模较大（清华1292，交大812，同济818，东南725）；（2）高级职务比例较高（清华61%，交大57%，同济62%，东南52%）；（3）人均科研经费量较少（教师数与上海交大基本相当，人均科研经费却只有交大的55%，并且其中横向科研经费比重占75%，人均纵向科研经费只有0.89万元（728万/818人）；（4）人均科研产出较低，只有0.8篇论文。由此可见，瓶颈仍然在师资队伍质量上。

   改进措施：（1）为文科教师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稳定的制度性收入保障，同时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自主创收活动，确保文科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高水平人文社科课程和学术研究上。（2）学校层面确立较为稳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投入机制，给予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较为稳定的支持，鼓励院系为教师们提供良好的支持性服务，避免他们将精力分散到各种琐碎事务上。（3）根据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特点，针对性地开展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包括师资聘任标准、学术评价机制等等，标准和评价规则制定过程中，由管理部门、高水平外部同行和校内专家共同论证，与理科、工科分开考核。（4）以高水平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建设为重点，开展学科与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在人文社会科学主干学科聘请若干能提供符合国际高标准课程的师资。（5）取消A&HCI和SSCI和权威期刊论文的奖励，通过协议薪酬制度（放权给院系）实现对教师提供优质课程和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激励。

5．文科各学院与学科的关系？文科各学院本科生培养的目标，数量，大类招生，跨专业，文理文工交叉的具体改革时间表？

建议通过设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来统筹大文科的发展规划、学术标准和激励约束制度的制定。将所有文科一级学科纳入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下面予以统筹，赋予人文社会科学学部较大的两级管理权限。学术规划、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事务引进内外部同行评议制度。对于二级学科发展不平衡的学科，严格引入外部同行参与学术评议和学术评审，避免“武大郎开店”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从国际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基础学科是本科招生的主力，而新闻、教育、法律、工商管理、政府管理等应用性学科则一般不招或只招收少量本科生，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心逐步向研究生阶段转移。美国的通识教育和大类招生开展比较顺畅，跟专业教育已经上移到研究生教育阶段有必然的关系。目前中国高校文科的大类招生改革受挫，与我国专业教育仍主要定位在本科教育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建议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和德国与欧洲研究三个重要的布点，以任务为导向，撬动文理工的交叉，尽快启动交叉学科的建设。具体任务包括两个层次：（一）合作开展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在现有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学位点当中自主设置一定的交叉学科方向，将相关学科的师资通过教学和学科与专业建设凝聚到一起。（二）合作开展智库研究。凝聚跨学科的研究力量，对接国际、国家和地方的需求，通过独立性较强的智库服务任务，共同开展跨学科的公共政策支持研究。智库研究应坚持学校宏观设计和基层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学校层面整合力量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智库平台，同时为基层学者的自主性跨学科活动提供必要的资源（平台、空间和基本公共服务）支持。例如，开放文科虚体研究中心设置，开放空间，为人文社科学者的跨学科研究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来源：同济大学内部咨询报告，成文于2014年2月，2016年3月根据最新情况进行了30%篇幅的修订。）